书信连着兄弟情 李坤明
还在我们兄弟年幼的时候，一场疾病夺走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母亲带着我们蜗居在乡村几间破旧的房子里。兄弟们每天朝夕相处，打打闹闹，除了在一口锅里掌勺、一个被窝里睡觉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真正感受到手足之情的弥足珍贵是从大弟上大学开始。
一九八六年，大弟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所重点大学录取，这是他第二次走进考场后自己选择的一所远离家乡的大学。虽说那时我已在村小当民师，但对东北的情况知之甚少，从地图上看那是个靠近苏联的边城，离我们这里很远很远，一年里有一半时间被冰雪覆盖。
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还很落后，从家里到齐齐哈尔要坐汽车、火车，中途还要转几次车。我把大弟送到合肥，看着他跟着人流登上北去的火车，一颗心也随着火车的“哐嘡”声到了远方。我不知道车上有没有座位，他能不能经受住三天四夜的煎熬，行李钱物是否保管好，从未出过门的他能不能顺利找到学校，还有那个遥远的城市能否接纳来自南方农村的孩子……
回到家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大弟的来信。等待的日子真难熬，每隔两天，邮递员就来一次学校，带来的大摞信件中，就是没有大弟的，一次次希望变成一次次失望。在此期间，我听到一则新闻，说的是邻村的一个大学生，两年前考取的是弟弟同一所大学，因为吃不惯杂粮，加上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中途自动退学又羞于告诉家人，瞒着家人在合肥卖打火机，后来被一个亲戚看到并强行带回家。这个故事无疑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大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我心里也没有底，有时候免不了胡猜乱想，而这样焦虑的心情又不能言明，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经历二十多天的苦苦期盼，终于收到了大弟第一封来信，信是用印有学校名称的专用信封寄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封口，一口气读完了。大弟从旅途到学校报道，到住宿生活等等，事无巨细，洋洋洒洒写了满满三张纸，从整体看喜悦多于忧愁。写信日期是九月五号，在路上旅行了半个多月，怪不得迟迟收不到信。
回信中，我把听到的故事也说给他听，告诉他不要被目前的鲜花和掌声所陶醉，要有足够的信心面对未来的困难。大弟来信时说，在他的大学里自动退学的情况并不鲜见，几乎每年都有，多是南方人，他也有类似的不适感，头晕，四肢无力，生活不习惯。他还说，当初填报自愿时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他会坚持下去的。大弟有了这样的承诺，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接下来大弟的来信越发勤了，隔不了几天就有一封信。按照当时的邮件速度，一封信从齐市发出到我收到，需要半月时间，也就是说大弟没有等到我的复信，又一封信发出了，内容包罗万象，多为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例如，写于九月三十日深夜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写道：“大哥：读罢来信我已泪流满面，激动和负疚之情无法形容，自我的信发出的那一天起，我就在数着日子盼望收到大哥的回信，这样免得大哥和家人的担忧，我也高兴，在遥远的北方，远离亲人，不免寂寞和孤独，但是一收到大哥的来信，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九月八日（农历）是我的生日，我自己到时候也许会忘记，若家人记得，那天就让我在家里过个生日吧！最后请告诉小弟一声，说我希望他比我更强！”那时小弟还在读初中。读着大弟的信，我也是泪流满面。
大弟感到的“负疚”，在这里不得不赘述一下，那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成家，前几年把家里四间摇摇欲坠的草房拆了，盖了六间瓦房，欠了不少债。我的民师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四元，还不能按时兑现，家里也没有多少余粮可卖，每年最大的一笔收入是年终卖一头猪。这一年大弟又赶上了大学取消助学金改为奖学金制度。交完学校的费用，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元，得知大弟的窘境后，我在学校里预支了一百元寄给他。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之余就是读信写信，每天晚上忙完公务，就捧起大弟的信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信筏，常常对着的北方遥望，想象着衣裳单薄的大弟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的样子。我恨父亲早逝，更恨自己无能，要是能有一丁点的办法，我绝不会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学，哪怕再复读一年。当然我的这些想法是不会在信中流露的，在信中我依然含笑告诉他：“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类的话。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适应，大弟渐渐地适应了新的生活。从来信中能感觉到他乐观了，成熟了，也坚强了。
一九八九年秋，我被选招进师范学习，次年小弟也考进蚌埠医学院，大弟又直读本校研究生，家里的经济陷入极为拮据的境地。有了大弟的成功经验，我们兄弟仨靠书信往来，相互鼓励，终于走出了人生的沼泽地。用大弟的话说：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志丧失。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搬过几次家，但我们兄弟间往来的近百封书信一直完好地保留着，如今每一次打开，我都是泪流满面。
新闻推荐
访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彭飞
合肥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合肥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