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的女权觉醒
[摘要]张耀杰
清末乱世，匪患四起。古朴宁静的徽州山区，是经商营利闯天下的传统徽商梦牵魂绕的精神归宿、亲情老家。
“腊月初八打埃尘，家家户户福盈门……”大幕拉开，擅长于当家理财的徽州月潭村传统女子舒香，手捧着家书，一边忙碌，一边沉浸在对夫妻团圆的神往痴迷之中。她的丈夫汪言骅外出经商打拼了整整十年，这年春节将满载而归。然而，一片祥和喜庆的月潭村，却陡然间陷入了连环劫难……
先是好心人送来被“南匪”杀害汪言骅的无头尸体；刚刚安葬完毕，又有官府兵队前来缉拿据说已经加入“南匪”的汪言骅。开棺验尸后，当家夫人舒香被抓走顶罪。她在押送途中机智脱险，化名程秋月四处逃亡，后来隐姓埋名嫁给另一位徽州商人罗有光。
又是九年过去，前夫汪言骅意外现身。两个善良好男人的“让妻”举动，击碎了舒香在连环劫难中顽强保留的一点人生梦想和人性尊严。在精神层面彻底崩溃的舒香愤然出走，最后在山野小路的癫狂奔走中，以一曲淋漓尽致的《问自己》迸发出她的人性思索和女权觉醒：
都说女怕嫁错郎，
如此一生更荒唐。
十年空房等夫君，
等来棺木泪成行。
官患匪患乱世态，
百姓就像小羔羊。
善良守道弱女子，
成了罪犯去逃亡。
先后遇上俩夫婿，
都算厚道称心郎。
处处小心事事错，
如此命运为哪桩？
思前想后我无过，
为何世间多动荡？
平民百姓过日子，
只求太平和安康。
家庭和睦无惊险，
申冤有门理能讲。
一问我有哪般错，
为何屡屡遭罪殃？
二问官府和朝廷，
天下为何不安详？
三问匪患何其多，
生灵涂炭血成江！
四问祖辈和先贤，
为何虚伪登庙堂。
五问世代读书人，
生命礼教谁更强？
最后还要问自己，
女人一生为谁忙？
最后还要问自己，
女人一世为何忙？
8月26日晚上，由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大型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盛况空前。该剧从26日至31日连演六场，也将创下地方剧种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场次最多的空前记录。
舞台戏剧是综合艺术，一部经典剧目的诞生，需要整个创作团队的反复打磨。我是看过剧本初稿的一个人，目前的舞台呈现比起最初的剧本创意，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提升。借用王延松写在导演手记中的话说：“《徽州往事》的叙事尽管以敦厚的怀念开场，但故事的迅速展开却充满诡异与不安。一个平凡女子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曾经的动乱时代的缩影。这不仅是舞美样式的整体意象，也是建立戏剧演出艺术完整性的文学根基。”
中国传统的农耕等级加皇权专制社会，在几千年的轮回反复中，一直没有成功发育出工商契约加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只有刑事公法而没有民商私法的粗线条的陋规管理状态，以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为本体本位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价值要素和价值谱系，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在这种的社会大环境中，民间社会的个体人权和私有产权从来没有得到过依法保障，每逢乱世，无论贫富都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作为两任徽商妻子的舒香的连环劫难，正是这种乱世景象的经典缩影。在全部剧情当中，最难处理的显然是戏剧最高潮的“让妻”一场戏。应该说，主创人员假如没有人类性的大关怀、大境界、大眼光，是完全不可能胜任的。
徽商汪言骅虽然是清末乱世的一名受害者，在私人领域的家庭层面上，他却是一名毫无女权观念的男权主子。比汪言骅更加富于道义担当和人性关爱的另一位徽商罗有光，也只是把续弦妻子当成了生育儿女、承载道义的可以用来让渡的工具性载体。汪言骅自私地认为，舒香与自己一起回家会惹出闲言碎语。罗有光自私地认为，舒香留在自己家里，会被人说成是抢夺友人之妻。舒香作为婚姻家庭当事人的不可让渡的选择权，在传统中国的两个标准好男人的观念之中，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立足之地。
正是这两个既脆弱又虚荣的标准好男人单面片面、自私自利的“让妻”表现，让习惯于随波逐流和人身依附的传统好女子舒香，意外发现了整个社会形态和价值谱系的虚伪野蛮。一曲高亢激昂、淋漓尽致的女权颂歌《问自己》，至此已经是水到渠成并且在步步攀升。用导演王延松的话说：“舒香出走，不仅是人物形象的终极刻画，也是一种戏剧思想的有意味的铺排。女主人公舒香在极其有限的生存境遇中，非要走出一条充满光明的心路来。舒香出走，因此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是《徽州往事》演出艺术完整的最终诉求。”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名影剧史家，我现在已经可以断定：先后在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等8座城市轮流演出近百场的大型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是完全可以作为一部经典剧目载入史册并且流传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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