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惟彦奏开经济特科始末□吴熙祥
[摘要]□吴熙祥
清末，中国政坛上爆发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开设经济特科，破格选拔人才。此举，被维新派人士称为“戊戌变法之先声”，“维新运动的原点”，并成为废除科举制度的过渡。那么，奏开经济特科者是谁？恐怕不少人只知严修（字范孙。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天津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而不知最初参与动议，并具体起草奏文者陈惟彦吧。
在开州改革教育
1893年，因“办理海军出力”，经李鸿章奏保，陈惟彦出任贵州开州（今开阳）知州，1894年2月抵达，4月接印。对此，李鸿章专门给贵州巡抚崧蕃（字锡侯）致信。信中说：“新选开州牧陈惟彦，在敝处当差多年，办事勤实，操守严谨，其先人综理淮军支应二十余年，介节为一时所推重，该牧廉吏之子，颇有父风，家境清寒，铨选忽得远省缺分，又极瘠苦，且喜得隶仁宇，尚祈推爱训植为荷。 ”
当时的开州，“向学者愈稀，大小考场以开州为最小”。陈一到开州，采取“多设义塾，使幼者读书者众，或庠序之蔚起”，并参考欧美各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编写了《幼学分年课程》，将奴爱士《心算启蒙》、狄考文《笔算数学》和《代数备旨》、伟烈亚力《数学启蒙》、慕维廉《地理全志》、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金楷理《绘地法原》、林乐知《格致启蒙》等欧美教科书作为6-16岁学童应习书目。第二年，他续置开阳书院，添置各类书籍3200余卷，自捐个人藏书7种。他在给上司的《禀牍》中称：“苟使聪明才隽人人务为博通救时之才，其兴起可立而待。故今之振兴学校，必以古学为先；古学之兴，必以多购书籍扩充见闻为务。 ”
陈惟彦兴学之举，在当地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不过，争议归争议，开州从此总算有了新式教育，这一点常使他暗自欣慰。
与严修成为至交
陈惟彦来到贵州不久，便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也就在这一年，时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的严修被朝廷简用为贵州学政（学政是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由皇帝亲自任命，任期三年，与该省总督、巡抚平起平坐）。
陈惟彦和严修两家虽都住在天津，可素未谋面，不过，严修却很早就知道陈惟彦的名字。这在严修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
严修来到贵州，即在省会贵阳和各府县考察教育，推广新学，选拔人才。所发布的劝士文告引起了陈惟彦的兴趣，于是，“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 ”严修说：“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敬爱而齿稍长者，直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 ”
甲午战败，对陈惟彦震动颇大。作为曾在北洋海军服务9年的他，对此次战败和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有着更深切、更独到的见解。他常叹自己人微言轻。认识严修后，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常和严修一起商谈国事，寄希望能借助严修之力，将自己的兴国之主张上表朝廷，兴利除弊。严修回忆道：“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唯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 （1896）丁酉（1897）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 ”当时，旁观者经常有人讥笑他们无病呻吟。每遇此，陈则站起身来反驳道：“国家都到了如此病入膏肓的地步，怎么说没有病呢？ ”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自此，深叹陈惟彦有“医国之术”的严修，与陈遂成为至交。
合议奏开经济特科
1897年6月，陈惟彦任贵州厘金总局提调。他与严修见面机会更多了。
一日，京城又传来消息：光绪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翁同龢，深感甲午战败，强邻逼处，中国有为人鱼肉之虞，向皇上提出破格求才的建议，而光绪屈从于慈禧太后一定之规，未敢有所公开表示。
9月15日，严修登门拜访陈惟彦。俩人谈得十分投机。
严修认为，当今中国，正处于非常时期，没有非常之举，便不能举荐非常之才。他列举了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设立博学宏词科，破例考选人才。康熙、乾隆也都临时设博学鸿词科，无论入仕与否，但有内外大臣保举，便在殿廷考试，录取后便做翰林官。目前，正可仿效前代之例，设立专科，以救危急。
陈惟彦对严修的观点，深表赞同。他建议开设经济特科为好，“会经济者，不过通常所说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特科者，不过是常科以外的考选。 ”接着，他又说道：“记得1851年，张庚曾奏请推行。1862年，薛福成在主张学习西洋，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屡次以设特科招聘人才为言。 《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泣恳破格揽才。可惜朝野上下，被积习欺蒙，附和者寥寥无几，反响甚微。 ”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一项大胆的计划，悄然浮出水面：向朝廷建言，在常规科举考试中另辟特别一科，以选拔经国济民之才。因陈有师从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进士，授编修，晚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之一）、任过大理寺丞和开州知州等经历，严修遂力邀其起草奏折。
1897年9月24日，一封“奏为时政维新，需才日亟，请破格速设特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的奏稿跃然纸上。奏折称：“词科之间，稽古（考究古籍）为荣（荣耀），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通晓现代）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 ”
这封奏折用的是严修之名，而不是俩人合奏的名义。因为按照清制，向皇帝上奏折，要么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要么是各省总督、巡抚或学政，陈惟彦显然两者均不是。
是年12月，光绪帝接到严修所上奏折，龙颜大悦，御笔朱批：“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由此，两人名声大震。
先见之明
1898年正月初六，光绪帝谕令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把平素所了解的有学问、通晓中外时务的人，出具切实评语，陆续咨送。待保举人数汇齐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
二月初八，贵州巡抚王毓藻向朝廷上呈保折，他用“明干精练，严核无秕”八个字对陈惟彦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光绪帝在保折上御笔朱批：“军机处存记”。
奏开经济特科，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消息传来，陈惟彦自然十分高兴。
他在给李鸿章的《上合肥相国书》中这样写道：“目下，朝廷允严编修之奏，特设经济一科，将来民智之开，人才之出，足以效维新诸政之用者。 ”不过，在这篇信函中，他也谈到了自己的担忧：“庶乎在此，然而奉行既惧不力，又安得如许主试之人，正未知收效在何日也！ ”
果然，奏开经济特科之举激怒了朝廷中的顽固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此科尚未来得及施行就被宣布废除了。
陈惟彦自然受到了牵连。 1900年4月，他交卸黎平府知府大印，离开了贵州，回家“赋闲”。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01年，慈禧太后下诏推行新政，宣布恢复被她废除了的经济特科。 1903年，清政府在保和殿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经济特科考试。参加这次考试的有186人，录取27人，比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要多。有意思的是，一等前五名，仅录取了一人。考试中成绩优异的梁士诒被慈禧太后怀疑与梁启超同族，杨度因是湖南师范生，被怀疑他与唐才常同党，均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回过头来看，陈惟彦当时的担忧倒是挺有先见之明的。
陈惟彦，字劭吾，安徽石台人。曾任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庭法官）、北洋淮军银钱所军计司长。因办事严谨、果断，深得李鸿章的器重，并很快成为淮系集团一位文职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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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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