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之年保基层运转国家“钱袋子”如何发力？
基层是距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基层正常运转，关乎百姓利益，更关乎发展全局。
特殊之年，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更加不容有失，但财政收支矛盾却更加严峻，运转面临挑战。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两个“1万亿元”直达基层……疫情发生以来，一系列保基层运转的举措持续发力，及时补足基层财力，切实兜牢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三保”底线，为落实“六稳”“六保”、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夯实根基。
多渠道“输血”补足基层财力
6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收到了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直达资金指标；三天后，首笔单独调拨的4767万元直达资金已抵达庐江县，这让县财政局总会计师盛世财倍感欣喜。
“受疫情冲击，我县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但防疫保供和支持复工复产等刚性支出压力不减反增。这笔资金，为我县对冲疫情影响、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恢复经济活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盛世财说。
所谓直达资金，是指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是特殊之年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推动财力下沉的特殊之举。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方面，基层承担着疫情防控、稳定发展、保障民生等多项任务，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另一方面，政府“钱袋子”更紧张，减收增支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
回看上半年，为了给基层运转加足动力，国家亮出多项举措为基层“输血”：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上年增加9500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最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幅均达10%。
——两个“1万亿元”直达基层。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正在发行中，正在下拨中的资金将直接惠企利民。
——加力保障困难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2.4%；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省，出台特殊政策给予支持。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表示，上半年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积极创新了财政资金筹集方式，多渠道推动财力向基层下沉，为基层平稳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部门也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如广西，今年前4个月累计盘活存量资金约587亿元。中央地方齐努力，力保基层有足够财力用于落实“六稳”“六保”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优机制强管理让资金抵达更快更准
“在特殊之年，如何将宝贵的财政资金分好、管好，精准‘输血’基层、快速发挥效益，尤为关键。”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代欣说。
今年，资金分配下达更加快速。我国明确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让新增财政资金坐“直通车”直达基层。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直达资金已在多个省份快速下达到市县。“这大大缩减了流转时间，将资金更快送达‘最前线’，对推动基层有序运转，落实好国家各项政策部署，起到积极作用。”何代欣说。
资金监测调度更加强化。各级财政部门协同发力，完善“中央到省、省到市县”的监控机制，及时跟踪监测各级库款情况，切实保障基层“三保”支出需要。
在安徽，覆盖全省的财政库款监测机制建立起来，可对县级库款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建立动态监控与实地督导工作机制，全面开展保基层运转情况摸排。与此同时，结合基层资金需求，加大资金调度力度，增加资金调度频率。
“我们建立了资金台账和定期报告制度，在最大限度提高资金拨付速度、使用效率的同时，坚决杜绝‘萝卜快了不洗泥’现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局长黄永强说。
用好宝贵资金促进基层运转可持续保障基层运转，不仅要补足财力，更要用好财力，将资金用在紧要处、发挥更大功效。“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狠抓落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最困难的地方、最急需的领域。”在6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如是说。
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建设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推进可解决民生突出问题的基础设施项目……江苏省常州市积极部署直达资金用途，让企业和百姓吃下“定心丸”。
下半年已经开局，虽然财政收入降幅近月来有所收窄，但政府开支依然面临“紧平衡”。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坚持精打细算、节用裕民，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
在湖北省襄阳市，更加严格的“过紧日子”措施已经出台。“一般性支出在上年决算基础上再压减不低于20%，因公出国(境)费压减不低于70%，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差旅费、办公用房维修费压减不低于40%。”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局局长罗兴斌说。
食用玫瑰、羊肚菌、平菇……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崀峨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获得的收入为村里供水、环卫理事会运营提供了资金保障。“今后全村道路沟渠、路灯等维护费用也将从集体经济收入中得到补充。”村第一书记颜铭说。
促进基层健康运转，还应完善基层治理长效机制，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
“要加快为基层减压赋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建议，应厘清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为基层减压提供制度保障，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等下沉到基层，促进基层“应做的事”与“可用的钱”更为匹配。（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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