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思】不争勤廉，岂敢“晒官”？
“晒官”的方法学起来不难，难在“晒官”的底气和信心。
安徽省庐江县几年前即施行拟任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后陆续开始晒领导手机号码、晒公车使用轨迹、晒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履职情况、晒行政窗口的权力清单和审批时限。（见3月20日《工人日报》）
这些举措，大多并非庐江县首创，而是源自外地已有的行政效能改革经验。在资讯流通渠道十分发达的今天，各地想要学习这些经验，即便不去当地实地探访考察，也能依靠公开的信息学到八九不离十的水准。经验就在那儿，然学习并实践者并不普遍。为何庐江敢于引进已有的这些经验，成为少数身体力行、先行先试的吃螃蟹者之一？
或许是因为口号易喊、落实太难的缘故。有些地方，领导电话号码公布了却听不见领导接电话的声音；有些地方，问政的举措一箩筐，却不见问责处理一个人；有些地方连“轰轰烈烈的形式”也不敢提，因为担心自己的屁股不干净。
庐江“晒官”的底气在于，晒自制度的设计者始，自上而下，传递压力。县委书记平均一天要接四到五个群众来电，县长春节期间坐公交挤地铁去看望生病的母亲。尽管庐江县已有的效能改革举措所带来的成果和变化还很难有一种“质的变化”的呈现，但显而易见的是，庐江县的每一个改革举措都不是简单地走形式，而是真刀真枪地在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晒官”的举措自全县主要领导干部开始，有这种底气才能上行下效。庐江的改革者寄望于通过这样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让大小官员从此将勤政、廉政作为一种习惯。
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淳朴善良的乡土民风拥有着与其优点一样明显的缺点，即慢节奏的生活、相对保守和甘于现状的工作状态。这种文化影响之大、波及之远，难以量计，庐江显然并非孤例。
在一个县城里，科级干部已经称得上领导干部，而县处级干部更是“高级领导干部”。僧多粥少，绝大多数通过种种努力在人生的中年甚至中老年阶段才爬上科级领导岗位的干部已然清晰地看到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天花板”，他们知道，这一辈子自己的官位已经到顶了。因此，对于自己的工作，干与不干，这成了一个问题。
在一些官员眼里，只要不去碰腐败这条红线似乎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躺在安乐窝里睡大觉了，他们没想到，惰政也是一种腐败。且不说各地的经济发展压力巨大，“中层梗阻、基层板结”会阻碍经济发展，单“不干事的官员会慢慢滑向腐败”这条也足以让那些以为惰政无关紧要的官员难以自我满足下去。庐江县的效能提速举措，表面上看，多为一种“勤政”设计，实际上也是一种“廉政”设计。因为勤政和廉政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评价人生价值的参照仅仅只有官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少，那么“职业天花板”的确算是个问题。好在除了这些参照物，我们还有能力、品性、贡献、理想、事业这些多元人生目标的存在。因此，当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在推进效能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用事业凝聚人心”的设想时，他意在告诉大家，有些“天花板”只是横亘在自己心灵深处自我设置的一种假设和一道阴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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