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流芳远 庐州精神传
刘铭传亲手栽种的广玉兰。
包公画像。
张冀牖与四个女儿。
冯玉祥旧居。
冯玉祥雕像。
李鸿章铜像。
从历史遗迹中可看出李鸿章的治家之道。
李府。
包公祠。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家训被视为家族精神的体现。历经千年沧桑岁月，庐州古城产生了诸多望族世家，孕育了厚重有力又各有千秋的家风文化。长长短短的家风家训，凝结着千年庐州的历史积淀，凝聚着历代合肥人的精神追求。在合肥聚力打造“五高地一示范”的今天，让我们从合肥名门家族的家风家训中寻找传统文化，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价值，让古老的家风家训能够从历史走向未来。
包拯“孝肃家风”千古流芳
说起合肥的历史名人，人们最先想到的总是包拯，那个廉洁公正、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形象，作为一种民族记忆长存人们心间。却少有人知道，包拯还是一位治家能手，“孝肃家风”千古流芳，至今为人们传颂。
众所周知，包拯大公无私、清正廉明，尤其痛恨贪官污吏。每每弹劾贪官，包拯总喜欢引用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名言，他认为惩罚一个贪官虽然引起他一家哭，但不惩罚贪官那就要一方百姓哭了。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乞不用赃吏疏》中，包拯更是慷慨直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由此可见，包拯嫉恶如仇的秉性，其反贪倡廉的决心又是何等坚定。
包拯不仅自己廉洁奉公，大力反贪倡廉，对子孙的“清廉”要求也十分严格，立下了37字《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家子孙为官若是贪赃枉法，不仅会被扫地出门，死后还不能葬入祖坟，等于逐出祖籍。无论古今，这都是最严厉不过的家训了。
我国自古重视家教，举凡“大家”都会订立家训、家规，或是忠孝传家、耕读传家，或是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内容多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像包拯这样，立下反贪倡廉的《家训》实为少见，其嫉“贪”如仇、治家之严由此可见。包拯立下的《家训》不仅写在纸上，而且“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立碑刻石，永远警示后人。
包拯的《家训》影响巨大，在宋代就已经传扬天下，令官员望而生畏。其子孙更是始终恪守《家训》，为官清廉，爱国爱民。
包拯的儿子包绶一生秉持“清苦守节，廉白是务”的准则，他去世时，人们打开他随身携带的箱囊，发现除了诰命、书籍、著述和文具外，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其孙包永年被人评价为“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在也”。这些都说明了包氏子孙一直恪守家训、居官清廉。包拯的第29代孙，“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也将“建设家乡、热爱祖国”的父训铭记在心，刻之于石。
被追谥为“孝肃”的包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良品德传家：孝。包拯以孝为本，有个理论是“先尽孝后尽忠”，曾为了照顾父母迟迟不参加科举，后为尽孝弃官“屏居乡里，侍养双亲”，长达十年之久。父母去世，包拯庐墓终丧，守孝三年，人称“墓旁孝子”。
上行下效，包公的后代子孙也都贤良仁孝。其次子包绶，对生母孙氏和嫂娘都极尽孝道，勤于奉养、守孝终丧；其孙包永年，对养母崔氏、生母萧氏皆“朝昏侍奉”，两位先后去世,“居丧如礼”“乡闾称其孝”。包公其他孙子，如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等，“皆有学问”，仁孝传家。时至今日，包拯后人包慧琴用20多年的守护和坚持，深刻诠释着“孝”的真谛。
如今，每年的家祭日，包氏后人都会齐聚包家祠堂举行祭祀，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大声诵读《家训》。这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缅怀，作为包拯的后人，他们不曾忘，也不敢忘祖宗留下的家训。
李鸿章 家族精神蓬勃有力
作为晚清重臣，历史上对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评价如何分歧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纵观其家族，李氏后代在不同领域都曾有过很高的建树，这与其家风、家教有着莫大关系。
李家的发迹始于李鸿章，而他却受其父李文安影响至深。李文安苦读多年，科举之路格外漫长，直至李鸿章16岁，终于考中进士。这意味着，李鸿章是看着父亲读书、考试长大的，也在心中埋下了“好学”的种子。入仕后的李文安，尽管官居刑部中下级官员，仍然坚守着儒家理想信念，在审理“秋决”的案件中，总害怕冤枉好人而睡不下觉，翻阅案卷到深夜。
李文安的认真并没有让他的仕途顺风顺水，反而遭受冷遇，后来还看起了监狱。很多人都因为看监狱发了财，但李文安更注重良心无愧，害怕有人克扣囚犯口粮，他总是每餐都亲自检查，有时候甚还会尝一下生熟，甚至是自掏腰为犯人熬粥。在李文安负责看管监狱的几年中，没有人犯因虐待而意外身亡。
现存的《李鸿章家书》共八十二封，其中，有禀父母的、有致弟兄的、有谕侄辈的，有叙人伦的、或嘱读书的、有论修身的。在信中，李鸿章谆谆教导弟兄子侄，读史不可间断、读经不可泛鹜，得失常事，不足为虑。也常以亲身体验告诫弟兄侄辈，做官称职不易、做好事难，务希以好师好友为榜样，日日留心，事事长进。从家书中不难看出，李鸿章的言辞、观点等，很多都带着父亲留给他的深刻印记。
进取、拼搏、公直、和睦、勤俭……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李氏子孙在任何时代都前行不断，在历史中大放异彩。
在李家后代中，清华大学首任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1930-2020），是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受家庭影响很大，“家教很严，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要懂礼貌，懂得做人”。李道增英文功底很扎实，也与家族传承有关，“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科技和理念，也把西方的教育带到了家中。我父亲英文和国学就非常好，是他教育了我。”
近代著名收藏大家李国森，是李鸿章的孙子，在国家动荡之时，为了保护文物，选择上交国家。李家昶、李家曙和李家景，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从国内到国外，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一步一个脚印拼出了一片天地，正是李氏家族蓬勃的精神底蕴使他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力量。
刘铭传 爱国情怀最是动人
肥西县铭传乡有所聚星小学，虽不起眼但“来头”不小，其前身为肥西书院，是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的刘铭传与张树声等人联合创办，左宗棠为书院题写了牌匾，李鸿章手书“聚星堂”匾额悬挂于书院大厅。
和李氏家族一样，刘氏宗族原居江西，后为躲避战乱迁徙至合肥肥西大潜山下，到刘铭传一代已有400年之久。历经数百年沧桑，刘氏逐渐财衰势微，但耕读的家风延续不断。刘铭传父亲刘惠，幼年读过书，侍亲极孝，勤劳耕作，乐善好施；母亲周氏，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刘铭传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先辈精神熏陶，1884年初，他领衔第四次主修《刘氏宗谱》时，将“务耕务读”作为主要家训，意在告诫后世子孙，永守先人耕读之道，以保家门昌盛。
刘铭传对“务耕务读”的家训身体力行。不久前，刘铭传五世嫡孙、安徽省刘铭传研究会会长刘学宣做客媒体直播时表示，刘铭传粗中有细有胆略有思想，这都离不开他的好学、善学。“刘巡抚主要靠自学，他自幼好学，思想很超前。在乡赋闲13年期间，他仍关心国家安危，专研西学”，“他读了不少西学，研究中外大事。他善于学习，在台湾的近代化治理进程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在后来的中法战争和对台湾的治理中能看出来”。
为了给家乡培养人才，刘铭传与张树声、周盛波、丁寿昌和唐定奎等人联合创办了“肥西书院”，书院的建立对于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和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大有裨益。刘铭传还将读书育人的精神延伸到台湾的近代化教育建设之中，从培养近代实用人才的目的出发改革科举制度，促进台湾近代人才的转型，并在台北设立了一座西学堂，以教授西方语言和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培养了众多人才。
在刘学宣看来，刘铭传留下另一影响至深的“家族基因”便是爱国。他介绍，当年，国库空虚，刘巡抚典卖家产，铸造枪炮，带着134位刘家子弟兵到台湾。离开台湾之前，刘铭传把所有朝廷给的俸银和奖赏等，全部留给台湾办学堂等教育事业，两袖清风回到故土。刘学宣的父母一直与国民政府抗争，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并拒绝了国内外商人、掮客的高价收买，捐给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刘巡抚在为国家尽大忠，我们后代是给刘巡抚尽家孝，这是后代应尽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时时提醒自己，修己，愿铭传家风代代相传；安人，要为社会进步尽一己之力！”刘氏后人刘学宣、刘学尧表示。
冯玉祥 爱国爱民薪火相传
从贫家子弟到一代名将，“布衣将军”冯玉祥一生亲历、主持了许多历史大事件，将军的每一“变”都是利国利民的进步之变。爱国爱民，从思想到行动，贯穿将军一生。冯家后人，秉持将军遗志，薪火相传。
“衣不在华丽而在适体，食不在精而在养生，住不在高大而在清洁。”冯玉祥出身贫苦，习于勤俭朴素，后来虽然功高位显，却依然清茶淡饭，反对铺张浪费，甚至和太太李德全的婚宴也只是四菜一汤，饭是馒头、小米粥，没有烟酒招待。他还自己种菜、养鸡、磨豆腐，常穿布衣便服，出行也从不多带车马随从，与士兵同甘苦，同百姓共患难，对劳苦大众情深义重。
冯玉祥不仅严于律己，对家人同样要求严格。《江淮风纪》中讲述了两个故事：他的结发之妻刘德贞一生勤劳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在家里照样缝缝补补，因病去世后，传令兵在收拾她的遗物时，发现件件都是粗布衣衫，有的还打着不少补丁。儿子冯洪国结婚时，冯玉祥谁也没有惊动，但关系特别的朋友知道了，送了点钱礼，总共七百多元，他觉得退回去有点不近人情，于是全部买成救国公债送还本人。
将军一生两袖清风，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府”的口号，要求官兵“烟酒必戒，嫖赌必戒，懒惰必戒，必勤必俭”。规定凡官佐家有婚丧事，只允许上级对下级送礼，不允许下级对上级送礼，以防造成投机钻营不正之风和用人上的弊端。五原誓师时期，军队十分困难。五原县长刘必达见冯玉祥生活太苦，送来两只鸭子慰劳，被拒绝，为惩罚他“贿赂”告诫别人，更责打县长二十军棍。
冯玉祥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后人。
冯玉祥的侄子冯宏谦，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伯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为了防止侄儿打着他的招牌惹是生非，特地将侄儿的名字改为冯忍言，意思是少说话多约束自己。在冯玉祥的影响下，冯忍言体察民情、克勤克俭，任巢县、蒙城县县长多年，除了日常衣物外别无贵重东两。冯玉祥了解侄儿的政绩很高兴，即兴挥笔写出对他的教诲：“为国不为家，为公不为私，为人不为己。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儿子冯洪达留学美国时，冯玉祥每次给儿子去信，总要细心地附上关于国内政治大事的剪报，培养孩子从小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冯洪达也不负父亲期望，担任海军司令部航保部副部长期间，在资金缺乏、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航保体系，足迹遍布祖国海岛。他筹建的81舰（“郑和”号训练舰），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被誉为“中国军校第一舰”。
冯玉祥遇难前写下遗书，“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他的子女们时刻谨记“用双手赢得人生”的家训，女儿冯理达是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回国从医后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和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29次带队赶赴传染病疫区和地震灾区指导防疫治疗工作，用行动诠释了“党的女儿”的信仰之歌，被颁发“白求恩奖章”。
张树声 书香门第斯文传家
有着与“宋氏三姐妹”相比肩的“合肥四姐妹”，她们所在的张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般的存在，整整延续了四五代人，绵延了一个世纪。他们的传奇故事，要从祖辈张树声说起。
张树声自幼生长于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治学以实行为先，沉潜经史，贯通大义，尤其侧重于经世济时之务，不屑于凡夫俗儒、记诵词藻的风气。受到家学薰陶，张树声绩学励行，“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 ，于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虽是凭窗苦读，但是张树声却无心功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深植在他的心中，少时曾写诗云“半壁江山效死忠”之句，抒发了立志报国的情思。
在淮军诸将中，张树声是除李鸿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抚一品大员要职的，官运亨通。居官期间，他勤奋努力、廉洁奉公，取得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在率部与太平军作战中，张树声较早地接触西方兵器、制度；担任地方大员的时间较早，多次参与朝廷内政外交重大决策讨论，对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政外务都有全面的接触领会，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加之其所具有的肥西人“趋新、敢干”的特质，洋务思想和举措在当时亦为超前。
受张树声影响，其子张华奎思想开明，通晓洋务与外交，主理重庆海关通关开埠，展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而张树声的长孙张冀牖，作为一个处于新旧时代的贵公子，却带着上百口人的大家族，离开“安乐窝”合肥迁徙上海，卖田兴办新学、支持新文化的兴起，成功由武转文，摆脱了旧家族的羁绊，成为有新思想与新视野的大家族。这务实的风气，也是张家文化的呈现。
张冀牖十个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著名的文化人物，在戏曲、作曲、科技和教育上均有杰出成就。特别是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不仅熟谙昆曲、文学、书法、诗词，更富有新思想、新主张，她们被誉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她们自身的婚姻也都是新式的，自由的，是开放家庭文化的一种见证。张家六兄弟，包括“最后的守井人”张寰和，也都走了各自喜欢的道路，各有事业。
张树声、张冀牖、张家四姐妹，只是这个家族中最耳熟能详的人物。实际上，张家儿孙在各自的生活和事业中出类拔萃，留下了很多佳话。名将之后，书香门第，教育兴国，文采风流。
晨报记者 王靓/文 高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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