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 尊重农民选择的改革家 ——沉痛悼念安徽省原省长、原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
[摘要] 实事求是 尊重农民选择的改革家 沉痛悼念安徽省原省长、原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
崔传义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7月16日，我国农民的忠诚代言人，当年在安徽与万里上下配合支持小岗村搞农业大包干到户，并使之推开的农村改革家王郁昭不幸去世，让我们悲痛难忍。
对于许多人来说，特别是从事农村工作和政策研究的人来说，王郁昭同志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安徽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农村改革最艰难时期，他作为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不畏政治风险，支持农民创造，被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2010年12月，王郁昭荣获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评语说：“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民减贫的体改效应。”这个评语，准确地评价了他推动农业大包干的历史贡献。
建国以后，王郁昭长期在大学工作，在“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全家下放淮北农村，当了农民，这段经历让他体会了农民的疾苦，与农民结下深厚感情，也了解了农村的问题。后来，他被重新启用在全椒县主政五年，改变了这个县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使全椒成为全省的先进县。担任地委书记后，他组织滁县地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开展对“左”的错误影响农村经济政策的大调查，形成《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万里同志对这份报告的批示，引来全省上下3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氛围。进入农民探索农业责任制的阶段，他发现基层为抗灾暗自实行包产到组、棉花包产到户等“秘密武器”，非常重视，亲自进行调查总结，将这些做法在各县试点并推广，形成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联产责任制由群众纷纷创造出来的局面。在多种责任制的比较、借鉴中，小岗农民首创了大包干到户，但招致强烈的反对。他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排除险恶，坚决支持小岗农民的创造。在全省农业会议上，他为大包干报户口，得到万里同志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
万里同志调离安徽后，双包到户遭到轮番围攻，王郁昭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顶风推行大包干，全然置“乌纱帽”于不顾。不久，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迎来了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凯歌挺进。
王郁昭有领导农村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农村改革每前进一步，他都进行一次理论结合实际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用于指导改革。一是提出“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和先进性”的理念。而农民要有积极性，就要有自主权和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改革影响其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二是用农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来衡量责任制，提出“大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两种到户在分户生产，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上有共同点，但包产到户中，农民还没有经营权，种田要按公社、生产队的生产计划统一进行，也没有产品支配权，生产的东西要上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上缴国家任务，扣除集体提留，然后按各户上缴产量，计算出工分，按工分分配给农民，在统一分配中容易出现贪污和不正之风，农民不放心。而大包干到户，农民只是“包干上交”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除此之外的收获，全部都是农民自己的。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产品分配的支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这就意味着旧体制的基础已被瓦解，新体制的基础已经建立。来自实践的理论创新，赋予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决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的大无畏气概，并用来为大包干进行政策论争。胡耀邦同志到安徽考察时，既肯定了他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作为，又称赞这种政策论争对全国有带动意义。
在担任安徽省省长期间，王郁昭继续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非常重视阜阳地区农民创造的新经验，与农民共同探索中部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子，提出安徽乡镇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千家万户，要以户办、联户办为重点，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依托小城镇，发展专业市场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区域经济。
王郁昭就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面对农民流入城市的“民工潮”的出现，率先给予支持。指出把“民工潮”说成“盲流”是不符合实际的，下达指标清理进城农民是不可取的，要允许劳动力流动，形成劳务市场。政府要提供服务，使农民在转移中少受苦，少受损失。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研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建言献策。他倡议开展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将就业工作的视野扩展到农民。他主张从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视野解决农民工问题，呼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可以说，他与农民群众和时代发展同行，在支持农民实行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进城就业这三个伟大创造中都做出了贡献。
数十年间我在王老领导下工作学习，受教感怀领悟难以言表，谨作此文作为纪念。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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