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东走出的“军火专家”
○江南制造总局（资料图）
○张士珩
○张士珩的著作《竹居小牍》□张国松 本刊记者 赵杰
“竹居”，是晚清时南京的一处私家园林，位于朝天宫冶山之麓。这座园林和它的主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只是在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里有很简短的记载。
可是在100多年前，“竹居”却是金陵文化人文酒聚会的沙龙；它的主人就是在中国军工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爱好古文诗的张士珩。
为什么要提到张士珩呢？因为他出自肥东，是肥东众兴乡人。值得一提的是，张士珩更是与李鸿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李两家亲上加亲
张士珩是肥东县众兴乡人。说到其与李鸿章的关系，实际上，张士珩的曾袓母是李鸿章的姑袓母；父亲张绍棠既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大妹夫，张李两家可谓亲上加亲。当时张家富足，系庐州首富，李家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所以，李鸿章对张家格外关照。后来，李鸿章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
张士珩10岁时母亲去世，20岁时，父亲和大哥送他来南京，拜金陵大儒汪士铎为师，在南京一待就是10年。光绪十四年（1888），张士珩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后，北上京师考进士，名落孙山，遂去天津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不久即以候补道员身份被任命为北洋海陆军军械局总办（类似装备部部长），兼办武备学堂（军校负责人）。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士珩被追责，被革职后再次来南京居住。光绪三十年（1904），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奏调张士珩主管江南制造局。七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避居青岛。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厂总监，数月后因病辞职；3年后在天津去世。
竹居，金陵文人的沙龙
张士珩父亲张绍棠早先在冶山之下建有别墅。张士珩来南京后，其父又在别墅附近为他建读书堂，汪士铎命名为“君子居”。而张士珩仰慕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名之曰“竹居”。
竹居四围皆竹，“万绿沈沈然，辉映几席”。竹居内，用雨花石子铺成小径，曲折蜿蜒，与小桥相接。楼名“食实轩”，取“凤凰唯竹实才食”之意，深藏在修竹之中，屋瓦皆绿，一尘不染，清幽静穆。
在南京，张士珩广交文友，“争致文学知名人士”。他富于资财，耽好风雅，常在竹居中举行小型宴集，敲棋投子，燃香拂琴，饮茗谈画，举杯唱酬，“竹居”成了金陵文化人的沙龙。他敬为师尊的孙衣言、汪士铎，以及秦际唐、陈作霖、顾云、冯熙、邓嘉辑、甘元焕、程先甲、杨长年、刘贵曾、江云龙、郑孝胥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在他刻印的《竹居录存》、《竹居小牍》两书中，收有这些文化精英为竹居和韬楼写的诗词、文章和书札。后来，张士珩在青岛病逝。消息传到南京，当年的文友只剩年逾80的陈作霖一人。可园老人作挽联哀之：“卌（音细）年前同侍绛帷，座满春风，兰薄自惭驹齿长；千里外遥瞻素旐，魂归夜月，竹居定有鹤飞来。”陈早年随汪士铎学古文，而张受业于汪士铎，这是上联首句之意。
军火专家的“污点”
张士珩办事认真，肯动脑筋，肯学习新东西。在任军械局总办5年中，每得一件新式军械，他都要反复拆卸，研究其构造和性能，所谓“考辨形质”“穷幽洞微”，很快由一名书生转身为专业主管。后来，他主管江南制造局六年，便以所学指导生产，造出的洋枪、洋炮以及弹药，数量年年增多；他自己还能制造镪酸，成了一名军火专家。可以说，他对中国早期军工事业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张士珩一生也有一大“污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劣械案”。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奏劾张士珩贪污，供给清兵的枪弹都是劣质产品，“致使军械窳（音羽，粗劣）败不堪用”。清廷要李鸿章严肃拿问。李气急之下，打了这个外甥几个耳光。但两天后，李鸿章复电清廷，极力称张士珩称职，绝无所言诸弊：“近来言路庞杂，吠声吠影，多无确据，若朝廷信以为实，诚虑任事者手足无措。张士珩办事认真，绝无用销各款不符，窳败不堪应用之处。”
后来，清廷下旨交两江总督张之洞查办此事，张士珩识趣，在南京向张之洞投案自首，后以“玩视防务”被革职。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给张之洞发去一电，说：“张楚宝以鬻械事被劾，迹其生平，似不至此。请勿遽刑讯。”最后一句是请张之洞不要用刑。张之洞果然不了了之。
清亡后逃离生天
因为李鸿章的周旋，张士珩一案草草收场。好在李鸿章这棵大树枝茂根深，1902年李鸿章的门下周馥任山东巡抚，在他的保奏下，张士珩主持山东学务处兼参谋处，办理武备学堂；后来周馥擢迁代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士珩也随之主办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总局。
张士珩误泄情报是真，忠于清朝也是真。1911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率众响应，张士珩利用江南制造局驻厂炮队营和巡警固守顽抗，成为上海最后一个清军据点。民军屡攻不下，陈其美只身进入制造局劝降，反被张士珩用铁索捆绑在椅子上，押在阳台上示众。民军军警和商团戮力进攻，翌日张士珩逃往法租界，上海始告光复。
张士珩随后来到青岛，并见到了故友德国传教士卫礼贤。青岛作家李明在《一个清廷二品官的亡命生涯》中写道，他刚来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士珩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此后，张士珩不再参与政治，而是潜心佛道，在青岛开始了文人生活。
和徐世昌比邻居
资料显示，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竹居读书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青岛市十大藏书家、原博物馆副馆长王桂云先生曾研究过张士珩在青岛的生活，据介绍，张士珩居青时，曾同徐世昌为邻，并于1912年同游崂山，在崂山太平宫风景区，有徐世昌撰写的游记刻石，记述他们当年游山玩水的情景。
张士珩在青岛特别痴迷道教，鲁勇先生在《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文中，也曾描述过张士珩在青研究道教的情形，“在张士珩的讲解下，卫礼贤写了《老子与道教》一书。……往往是卫礼贤早早来到张士珩的宅中，张士珩在书斋里焚上一炉香，在芳香袅袅中，张士珩讲，卫礼贤以德文记，他通记之后，再与张士珩逐句探讨，修正。” 除了研究学问，张士珩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有一次京剧名伶林树森来青岛在三江会馆演出《华容道》《古城会》时，张士珩邀请卫礼贤一同观剧，“观剧中，张士珩告诉卫礼贤，关羽在道教中被奉为关帝圣君，中国人奉孔子为文圣，奉关羽为武圣，结合《华容道》讲关羽的‘义\’，讲来十分动容……”
1917年，张士珩终于青岛，享年60岁，他的故居后改为“瀛州旅社”，地近青岛大舞台(永安大戏院)，来这里演出的名伶如程砚秋、马连良等均下榻于此。1980年代，旅社被拆除建为青岛饭店旅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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