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的土地流转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巢湖报社成立初期人员合影，二排右一为李金砚。
摄于姥山岛。
原巢湖日报群工部主任 张传发
199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载了我的一篇拙作，题为《“大户”的效应——巢湖市槐林镇种养大户的调查》。这篇新闻稿的刊发可谓“一波三折”，问题之所在，是因为《人民日报》在刊发此稿之前，要等一等、看一看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态度。
当年我在槐林镇跑采访，发现那里“按需成片”风起云涌，也争议多多。众所周知，风起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广大中国农民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随后，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三强调“家庭承包稳定不变”。不过“家庭承包”虽是摆脱饥寒的一副良药，但由于一家一户就那么十亩八亩的“小本买卖”，“村东一块田，村西一块田，村南一块田”零碎，农民想富起来；再者，要想农民富起来，鼓励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务工经商去了，家里承包的农田怎么办？
槐林是全国闻名的渔网之乡，耕田远远比不上织渔网来钱快。于是乎，当时以周志道、朱同昌为代表的槐林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顺势引导村民试行“按需成片”土地承包。其中，有64户人家挑起2100多亩田地承包的担子。这些大户，放着家里的砖瓦房不住，大人小孩统统转移到南大圩内开辟新“根据地”。这其间，我通过一连十多天的采访，一气呵成写就调查报告，分别寄往《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媒体。
有所疑问的是，槐林这种“按需成片”会不会与“家庭承包稳定不变”相抵触？所以，《人民日报》编辑部不久便给我来信，问“你们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安徽日报》对此事件持何种态度”，说这稿子所写的内容虽是中国农业的大势所趋，但就怕有动摇家庭承包之嫌，所以稿件能不能刊用还得等一等。紧接着，《安徽日报》周末特刊编辑部主任李相敏老师给我来信，我记得那封信还是用毛笔写来的，满满的两张纸，信中说“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正在外出，此稿有待这位副省长审批后才能刊发”。最终先是近3000字的“观察与思考”见诸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接后才有《人民日报》调查报告的发表；再往后，国家农业部官员前来槐林调研“按需成片”，不在话下。
现在看来，当时槐林的“按需成片”，就是今天的“土地流转”，其原则都是自觉自愿。只不过，当时的槐林先行一步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敢为天下先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一大步”。
忆巢湖——我记忆最深的一次采访
编者按
巢湖晨刊前身是原巢湖日报。巢湖晨刊的持续健康发展，每一位老新闻工作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第22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本刊特别推出记者节专题策划《忆巢湖——我记忆最深的一次采访》，约访多位巢湖晨刊老报人，请他们讲述记忆深处的新闻轶事，以飨读者，并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及在职新闻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写在记者节的日子里
原巢湖日报综合新闻版编辑李金砚
又是一年的11月8日，又是一年的记者节。自2000年11月8日，有了这个值得新闻人庆祝的节日——记者节，每到这一天，我总是骄傲自己从事这份传递正能量的工作。尽管我退休后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已有8年，可每到记者节这一天，那过往的近30年的新闻生涯，依然如放电影般在我脑海里闪回。
1984年，巢湖报筹建，那时的条件简陋，报社办公地点是在原居巢区大院里两处民房里，报社人员也就十几个人，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却十分高涨。在此后的几十年新闻生涯里，我先后采访过巢湖首届选美大赛、巢湖第一次举办的集体婚礼、巢湖迎接亚运圣火传递来巢……在这些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新闻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10月，我和报社一位同事，采写的一篇内参《垃圾的警告》。
1987年，巢湖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旅游开发区。可那时的巢城，外地人来的第一感觉就一个字：“脏”。而小城人自己也自嘲所居住的小城（巢城）是：“天晴是灰（徽）州，天阴是潮（巢）州”。
当时报社，开设了一个“下情上达”的栏目，将一些不宜公开报道的新闻事实，以内参材料形式抄报给相关主管部门和单位，以期引起重视能得以解决。
为反映其真实现状，我和同事走大街穿小巷，通过多日走访了解到，当时（保守算）巢城每天均产五十多吨生活垃圾，除了当时市清洁队（后改为市环卫处）日清垃圾运量三十余吨外（实际上还要少些），剩下的每天至少还有（保守一点说）二十多吨垃圾无法清运。这些剩下的垃圾，除少数留在城区里大街小巷外，余下就全部倾倒在城区环城路边和环城河里。
当时3100米的环城路因道路归属的问题，路两旁垃圾堆满，无人问津，成了一条有名的垃圾路。而绕小城一周全长约7公里、水深5至7米的环城河，也成了一个天然的垃圾场。加之河岸两边的一些工厂和单位的大量生活垃圾、工厂垃圾以及全城所有化粪池里的粪便都倾倒流入河中，导致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还是一条清波粼粼的环城河，当时则河道堵塞，河水发黑。尤其到了夏天，整条环城河的河水，臭得连清洁队的洒水车都不能用。
当内参成稿后，抄报给当时的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爱委会、市文明办、市清洁队等部门单位后，引起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高度重视。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巢湖地方政府开始为实现建成滨湖旅游城目标而努力，并按制定的旅游城目标规划，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向前走。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巢城，一步一美景，山清水秀人宜居，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看到今天巢城如此的美丽，想到我也曾为其出过一点小力，心里感到十分的欣慰。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真正的新闻人永远不能忘了记者的精神。在此，借记者节之际，祝所有的新闻记者编辑朋友未来一切安好。
涉得深水抓“活鱼”
原巢湖晨刊部主任 张永琪
抓“活鱼”是记者的追求，抓“大鱼”是记者的梦想，抓又活又大的“鱼”，那是记者的梦寐以求。
1990年初冬，还在广电系统供职的我，来到海如乡采访生态水稻“以虫治虫”。中午就餐时，乡广播站的胡圣节嬉笑着说：“邻近的槐林镇才叫一个热闹呢，每晚都有好几百位男男女女上马路谈情说爱，那里简直成了鸳鸯路！”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若想省事，有了老胡的提供再到槐林镇采访一下，立马就可成稿。不过我觉得这样写出的稿子没味道，于是决定到现场探访一下，把稿子写出情感来。
次日晚上天黑不久，我独自来到依山而建的槐林区区公所（槐林镇离其很近）附近的“鸳鸯路”转悠起来。果然，不久就见到一对对结伴而行的妙龄男女。他们中以三五个男青年或三五个女青年同行的居多，也有不少是两男一女、两女一男或成双成对的。距离住户较近时，他们或同行，或男教女、男骑女坐自行车。在人口稀少地段，则是成双成对者的天下了。只是他们偏重于打闹，不惯细语，这与城里相恋者偎依并行，绵言传情不尽相同。约摸个把小时功夫，我见到这样的群、对就有五十多起，这是我在其他乡间从未见过的。
第二天，我到大魏行政村采访了几个女青年，补充了一些具体事例。她们都主张自由恋爱，并说村子里的青年一半以上是自由恋爱的，“鸳鸯路”成了他们的“红娘”。在槐林行政村，两位杨姓男青年说，由“鸳鸯路”当红娘的青年男女，女方一般不讲究男方房屋财产，婚后大多感情不错。大杨自然村的杨小龙，与官塘行政村的女青年蒋春年在鸳鸯路上相识相恋，进而走进婚姻殿堂两年多了，还住在一间多的旧屋子里，可小两口相亲相爱，互不抱怨，这使一些老年人百思不得其解。
采访进而得知，槐林区是全国闻名的渔网生产集散基地，2200户农户，90%从事渔网编织销售，男青年大多外出推销渔网或打工挣钱。许多青年男女外出开阔了眼界，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不再满足父母或媒人为自己介绍对象。于是晚上悄悄跑出来，聚在“鸳鸯路”上谈情说爱。春夏时节，天好月圆之夜，相聚在“鸳鸯路”上的青年男女，常常在四五百人，特别是濒临巢湖的那片大草坪上，更是大群大群密栖谈情的场所。
网乡发生这样的新鲜事，商品经济无疑是春潮涌动的催生剂，市场配置资源发出的先声，青年择偶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以《夜探网乡鸳鸯路》《巢湖之滨鸳鸯路》为题作出报道，先后被农民日报周末版、农村青年杂志、解放日报、安徽日报农村版、安徽青年报、安徽工人报、文化周报等多家报刊采用。其中经安徽青年报推荐，还获得首届全国青年报周报新闻竞赛一等奖，并位列一等奖之首，高级记者王石先生和高级编辑高炜先生还在评选揭晓现场对其进行讲评，使与会者获益匪浅。2002年，该篇获奖作品被选进我的新闻作品集《百邸荡波》，报社同仁苏玲看到后，向我询问获此大奖的缘由，我说，用现场见闻写出时代之变恐怕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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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巢湖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