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拔群的群众工作思想□樊红兰
韦拔群是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之一，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邓小平在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题词中写道：韦拔群同志把他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诚的崇高感情。他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对于群众工作，韦拔群有着自己独到的思想。
一、弘扬民族文化，宣传发动群众
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地点在东兰，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喜爱唱山歌，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他善于利用这些民族文化，对革命进行宣传，发动群众，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一是利用山歌打击土豪劣绅，韦拔群从小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主张穷苦人民联合起来，参与到革命中来，以此来发动群众。二是利用山歌宣传革命真理，韦拔群主持的农讲所，要求所有学员都必须学习并编写革命歌曲，韦拔群亲自编创了不少山歌，宣传了民族平等，倡导了新风尚。三是利用山歌宣传党的政策，韦拔群所在的东兰县乡区还组织了宣传演唱队和童子团，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四是利用山歌勉励军队战士，韦拔群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大多数都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当中，为红军力量的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勉励战士，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领导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韦拔群编写了一首《勉励战士歌》，在军队中有很大的影响。韦拔群始终坚持宣传工作的民族性和大众性，积极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把革命文化的新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二、充分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一）重视培养农运骨干团结群众。韦拔群认识到，要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寻找一条指导革命的正确道路，培养一批农民运动骨干。1924年秋，韦拔群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学习，学成归来后，在武篆办了三期农讲所，先后培养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农运路线。韦拔群很早就提出把农运与工运、学运、兵运、商运结合起来的农民领袖。他明确规定农运的基本目标是“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争回我农权”。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以武装斗争为后盾，这是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点。
（三）重视人民军队的组建与建设。韦拔群非常重视人民军队的组建，1921年在东兰建立了第一支农军队伍，兵员达千余人；1925年冬至1926年秋，东兰农军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亲任军事部长，在红色区域内形成正规军、地方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1930年10月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新组建了二十一师，近3000人枪。从创建第一支农军队伍起，他便把为大众谋幸福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形成一套独特的军风。
三、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各族群众
（一）取消一切侮辱瑶族人民的称呼。在东兰地区，许多壮、汉族的地主严重地歧视瑶族人民，规定瑶族人民不能读书，只能给山主抬轿子等，对瑶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瑶族人民在这一地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长期受到压迫和歧视。韦拔群在着手“改造东兰”的工作时，就指出要取消一切侮辱瑶族人民的称呼，主张汉族、瑶族、苗族一律平等，就“勒瑶”“瑶佬”等称呼对农讲所的学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二）提出“打倒山主、解放瑶胞”的口号。1925年韦拔群提出了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打倒山主、解放瑶胞”的口号，严禁虐待瑶民，禁止一切侮辱瑶胞的称呼。在1929年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特意对瑶族人民的政治权利作出了相关规定：“严禁虐待瑶民”“瑶民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革命的工农兵、瑶民及劳动妇女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三）保证各族人民参军的权利。在军队方面，红七军也注重吸纳少数民族人员。韦拔群在前期所做的群众工作中领导的农民运动，这些农军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人员构成。红七军成立之后，在右江地区，也沿袭韦拔群的做法，尊重少数民族群众，保证各族人民平等参军的权利。红七军在刚建立时人数大约为4000多人，这4000多人当中，改造后的警备大队与教导总队共有1000多人，剩下的全为壮族、瑶族同胞，超过了全军人数的一半。
四、保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人身权利
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努力实现各民族平等的同时，对于各族劳动人民，也同样给予平等的人身权利，并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比如为了确保瑶族人民的人身权利，特发布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正是在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砸碎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获得了各项权利。右江苏维埃政府号召瑶民到平地居住，把壮族、汉族地主的房屋分给瑶民；鼓励他们赶集出卖山货，交换工业品；与瑶民做生意时等价交换；给瑶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让瑶民参与讨论苏维埃政府建设大事；禁止使用侮辱性称呼。右江苏维埃政府注意保护各族妇女的权利，禁止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百色县苏维埃政府判决黄家安串卖黎咸货妻黄氏案，准黄氏跟随后夫，判串卖人给黎氏以赔偿。
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贯穿于韦拔群革命生涯的始终，这一实践缔结了革命战争年代韦拔群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纽带，为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百色起义以及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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