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第：桂林“临川李氏”一门两翰林四进士（下）
李秉礼画像
李联琇画像
有关李联琇朱批奏折
国家清史工程数据库资料
有关李联琇朱批奏折
国家清史工程数据库资料
兰竹图扇面李秉绶作
梅花图扇面李秉绶作
□李超英
（续昨）李联琇(1820—1878)字季莹，号小湖，江西临川人，清代诗人、学者、教育家。李秉礼之孙，李宗瀚五子，为“临川李氏”重要成员之一，亦为最优秀者。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的滕王阁，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因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千古，这里汇聚着历代名人所撰楹联。而李联琇所撰名联，历经一百多年，至今仍然刻在三楼大殿的红柱上：清临川李联琇撰联：今古几重阳依然天高地迥万里长风送秋雁；东南一都会正是虹销雨霁千家山郭尽朝晖。
而今天在其祖籍江西临川的杨溪村口牌坊上，也刻着李联琇撰写的对联：村五别姓根番李，溪有先人手种杨。由此可见，李联琇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联琇在桂林出生，自小天资聪明，6岁随父入都，7岁时因病身体虚弱，读书二三遍则气结不能出声，只能端坐默诵，塾师都不敢督课。然而生母漆夫人的管教相当严厉，为督促他读好诗书，时常大声喝斥或用鞭棍责打。联琇9岁时父亲李宗瀚任浙江学政，他和母亲随父在杭州居住生活。12岁时，父亲去世，联琇返回家乡。从此生活处境艰难，漆夫人总是鼓励他发奋读书要成大器。不幸的是，联琇十五岁时，漆夫人也去世了，“苦境非人所堪”，（汪世铎《大理寺卿李公墓志铭》）又受兄嫂欺凌，吃不饱，还不让进书房读书。但是，联琇没有因生活艰苦而放弃学业，他在夜晚大家熟睡时进到书房里苦读书，才十几岁的他，为了抵挡瞌睡，用手指甲把脸抓破，系发于座椅背让自己清醒。如此努力用功，后又得邓梦舟、沈酣等名师教导，联琇终于学有所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同时中举的还有其侄李翊勋，叔侄同举，一时传为佳话。五年后（1845），联琇荣登进士，选翰林院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大考第一，作《正大光明殿赋》。擢侍讲学士，充会试同考官，署国子监祭酒（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充任国史、实录两馆协修、纂修、总校。日讲起居注官，期满调福建学政，官至大理寺卿，（当时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正三品，掌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后任江苏学政。太平天国战事起，联琇以病乞休，避居通州数年。后曾国藩曾多次举荐他，坚辞不出，一心教学和著述。曾受江西巡抚刘坤一之请，主持重修同治版《江西通志》。又受江西抚州知府许应镕之聘请主修《抚州府志》。
同治四年(1865)，应两江总督曾国藩之聘，先后主讲于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求学之士云集，名噪一时。
李联琇“性清峻、耻苟同”（汪世铎语），为官“视学而士争景附，治狱而民谓不冤。”（张謇语）他工作认真勤恳，在任学政时，“岁无停辕之月，月无安枕之宵，是其有作而无息也。”（《采风札记自序》）。他还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欺一念，不取一文，不屈一士，不爱一身。论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不趋风气为规约。”（李翊煌《好云楼二集·卷首语》）。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缪焕章在《云樵外史诗话》中称其诗“气味渊永浩瀚，瓣香东坡可知矣”。为官清廉，有史料记载的朱璐案处置中的刚正。而最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他担任南京钟山书院院长十四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清末状元张謇、经学大师刘寿曾等名人均出自其门。
光绪四年，李联琇卒于南京钟山书院院长任上，年五十九，归葬江西新建龙潭东瓜山。其事迹宣付国史馆，并入《国史·儒林传》。
“公官儒官，言儒言，行儒行，非天始终欲，公以儒报。”（《李公墓志铭》）这是对李联琇公允的评价。《清史列传》《江西通志》《临川县志》《汪梅村先生集》《可园文存》等载其传。
李联琇学识渊博，且重切实之学，凡天文与地、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琐闲轶事、考证解释等均有独到见解，著述数十万言，辑为《好云楼全集》48卷，其中诗词数千首，志、解、考、辨、论、序、表、赞各体文章上千篇。钱振伦、宋景程为之作序。此外还有《师山诗存》《釆风剳记》《治忘日录》《临川问答》各一卷。
李翊煌（1850-1917）字佩四，号博孙，出生在桂林，生父李联锟为秉礼孙，李宗潮（广西后补知县）三子。翊煌自幼出继李联琇为嗣，离开桂林一直跟随父亲联琇在江浙、上海、南昌等地生活，很少回桂林。
李翊煌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清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篆刻家。官至工部主事，河南知府。
李翊煌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最重要的变革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从此帝制结束。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与清室有关的遗老遗少，他们被称作“清遗民”，聚集在京津、青岛、上海、广东及港澳地区，不仕新朝，一心向往旧朝。有资料称李翊煌为政治家，他一直都是保皇派。台湾学者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一书中写道：李翊煌（1850—1917）世居江西临川，“国变”不久返回南昌，终以贫无立锥为由，于是检携私藏碑帖书画至上海质售，嗣后，李氏停留沪滨，靠行医和算命维持生活。
据国学大师、诗人汪辟疆作《李博孙丈》一文云：“临川李氏”，本海内文献故家。博孙丈之本生大父韦庐公，从祖小韦公以诗名。曾从祖芸甫公以画名。大父春湖侍郎及父小湖大理，并以书名。尤以侍郎平生所收藏之唐宋碑帖，多属人间孤本。……李翊煌弃官后，贫无以自存，稍稍检携世守碑帖书画中不甚贵爱者，走沪上质售，得金后葬家族中浮厝者七棺。之后留居上海，靠行医和替人看风水维持生计。翊煌嗜酒，常与陈三立等士大夫聚会畅饮，酒酣多愤世之言，所为诗歌，“亢厉激昂，不可逼视，亦与其辞语相表里”。有趣的是，翊煌又“旁耽相墓术”对风水学有着很深的研究心得，并且声名远扬。让本来与他在“论学论治”方面多有不合的康有为，在论及相墓风水时，二人却“针芥相投，契合无间”，并互为标榜。
时代的变迁变革，使李翊煌等辈的命运注定多舛，他超然放浪，但是为中国古碑帖文化的传承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情，那就是将自李宗瀚李联琇和他自己三代嗣守递传的“临川四宝”《宋拓淳化阁帖》等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唐宋古碑拓本拿出来，做成石印本传世。而今“临川四宝”真本皆藏于日本，而我国的北京和台北两大故宫博物院以及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藏本，均为石印本或后来的印刷本，但也是弥足珍贵的了。
1917年3月，李翊煌于江西南昌病逝，享年68岁，归葬南昌李氏墓地。生前著有《缵述堂文集》若干卷，诗集若干卷，也许于那个动乱年代，李氏不曾有条件付梓这些著作，因此今天我们没有能见到李翊煌的诗文作品，而只在那些“临川李氏”递藏的古碑拓中见到他写的跋文。
李翊燽（李秉礼曾孙），出生桂林，年月不详，据杨溪五修版《李氏族谱》记载，李联锟为李秉礼三子李宗潮之子，其有儿子五人，三子李翊煌（出继）、五子李翊燽皆为进士。李翊燽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同榜中举的还有其弟李翊熉，至此，桂林“临川李氏”叔侄同榜、兄弟同榜中举都有了，一时传为佳话。史料载，李翊燽官至山西大同县知县，在任上于某年冬天因烤炭火取暖中毒身亡，英年早逝十分可惜。更可叹其继妻熊氏为夫殉命，成为光绪帝殉表烈妇。
李秉礼一房下的祖孙四代产生有父子翰林，祖孙三代进士、兄弟进士皆出自司空第。
我园的风雅
我园位于司空第大宅的最后部分，是一座小园林。
道光三年，司空第大宅落成，李秉礼搬家时，特为老埠巷旧宅园中的韦石作《移石》诗云，“卜筑依林薮，葺屋三两间，闢园八九亩，不闻车马喧。”由此，我们知道我园的面积大约在八至九亩地的面积，也就是5000平方米左右。笔者曾经请教过园林设计建造专家周开宝先生，这样面积的花园是怎样的规模，他解释说，就园林建设来讲，1000平方米以上才可称作园，而在此标准以下面积的花园只能称为院子。
我园可算是一座小园林。
在当时一些文人仕宦所作诗文中，有许多对我园的描述。
比如清代“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作《我园记》云：我園者，韋廬先生之園也。先生僑居桂嶺，名其園爲我園，番禺吕君堅曾記之。道光癸未，先生移居獨秀山之西，闢其旁廢地爲園，因洿而沼，植援而徑，高樹蔭日，修篁引風。又於其西爲水榭，面峙秀峰，青壁斗絕，若天墜地出，獻媚逞奇，於是獨秀之秀，遂獨爲此園有。落成，先生仍大書“我園”於其上。
我园位置独好，抬头便可见独秀峰。山之清秀、山之春雾秋霞，万千气象尽收眼底。
我园按照江南园林风格建造。有林亭台、水榭、回廊，楼阁。松树吟风，玉兰飘香。松树间仙鹤独立，池上孔雀舞翩翩，疏篱流泉绕曲径。更有绝美“韦石”矗立园中，平添出许多古意。
我园虽说是座小型园林，但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园，可以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园主人的精神家园。
在这里，李秉礼与诗人们觞咏唱和，赏石作画，超然物外，悠悠然。
我园中的“韦石”，因稀有而珍贵，李秉礼有诗云：“不惜万黄金，买得画山石。时无下拜人，谁能知此癖。”据记载此美石是秉礼五弟秉铨用万两黄金从广东买得赠与秉礼的。据学者林京海考证，“韦石乃产于广东英德之英石，与灵璧石、太湖石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名石。”
当时来桂林的各路官宦诗人画家，无不以得见韦石为快。
清代名画家居巢所作名画《韦石图》扇面，使今人得以见到这绝美奇石的面貌。其型“绉透瘦皆备，去来今不言。”（诗人张维屏句）扇面画上有居氏自题识文：“此韦庐先生所赏韦石也，嵌空峭拔，高八、九尺，……癸丑小春，偕鼎铭三兄往观。鼎铭与予同负米老癖，徘徊不忍去，因为之写其状于箑端，以当晤对。今夕庵居巢并识。”居巢陪张嘉谟由广州千里迢迢至桂林的韦庐欣赏韦石，因为张太喜欢这奇石而不忍离去，于是居巢专门画了韦石扇面图送给他，“以当晤对”，解石痴之渴。
秉礼是清朝乾嘉道时期寓居广西的著名诗人。因厌恶官场名利，三十岁就辞官归隐桂林。寄情山水之间，以读书为乐，潜心研究诗文，专事诗歌创作，追求一种“在城如在山”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其父李宜民去世后，他将巨额家产全部都让与诸弟兄，自己则一无所取，专心作诗。
李秉礼工诗词,善绘画，喜书法，最钟情的是诗歌，为当时国内较有影响力的诗人。其诗以唐代诗人韦应物为宗，根柢于晋代田园诗人陶潜，即所谓“出陶入韦”。而对韦应物诗歌的喜爱，则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在《酬诸子咏韦石作》一诗中道：“左司骨已朽，千载留精魂。少小诵其文，垂老嗜成癖。既以韦名庐，復以韦名石。把卷坐石下，萧然入诗格。……”把自己的住宅起名“韦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号，我园中的美石称韦石，其诗集亦名《韦庐诗集》。
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对其诗文极为赞赏，曾云：“松甫诗才清绝，不慕显荣。”“松甫先生各体俱佳，尤陶、谢、王、孟、韦、柳诸家。性之所近，又能独出心裁，不袭陈迹，选字必脆，下字必工。”（《随园诗话》）徐世昌评其诗则云：“其善者，几于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可捉摸。通体洗炼，都无草率。”（《晚晴簃诗汇·卷八十五》）
“作为诗人，李秉礼的诗歌创作对广西的诗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他和宦居广西的高密派著名诗人李宪乔（少鹤）以及广西临桂诗人朱依真一道，促使乾嘉时期的广西诗坛达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他又和全国各地的诗人多有来往，因而李秉礼在广西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赵志方《韦庐诗集校注》）
李秉礼作为桂林诗坛主盟者，常常邀集骚人墨客遍游桂林名胜，赋诗作画。著名诗人袁枚、李宪乔、李石桐、刘大观、吴兰雪、朱依真、欧阳磵东、邓显鹤等寓桂时多与唱和酬酢无虚日。我园当然是重要的雅集地。
清代学者、文学家黄承吉作《松甫先生留饮我园》诗云“入坐尘心忽尔遐，纷纷岚翠扑窗纱。波摇文石当风簟，香散青瓈隔雾花。有竹千竿同白傅，将诗一卷继韦家。（先生雅好韦诗，提其庐曰韦庐，石曰韦石）频来纵客高谈处，几度西峯见月斜。”又有诗云“韦庐宴客肯寂寞，引我园中看孔雀。……此间得地聊貯尔，画栋雕欄羡殺人。”呈现我园之精巧，之雅气，之幽静。清代没有公园，只有私家园林，孔雀这样的珍禽，在仕宦文人的园中才能欣赏到。
李秉礼的诗歌中，亦有多篇写我园。比如《我园》诗云：“我园供啸咏，我与我周旋。诗外更无事，尘中早息缘。流泉声再涧，松老势参天。八十行将到，吾身任自然。”最能代表他的思想。此外还有《我园四咏》《我园偶作》《我园漫兴》等等。
我园的风雅，我园的韦石，承载着诗人的理想，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所以，秉礼位于老埠巷的老宅名韦庐，园名我园，移家麒麟巷4号司空第仍然叫韦庐，园亦名我园。秉礼在《我园记》中有云：“余之以我名園久矣，有我斯有園，園從我生，我以園寄。今我無異於故我，茲園豈異於昔園，湛然者亦我之池，峩然者亦我之山，蔚然翼然者亦我之木石亭榭。凡可以娛我之耳目，怡我之神志者，皆可作我園觀，必欲執園而求之，是何異指迹以求履，刻舟以求劍也。……”
后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岁月的风雨中，桂林“临川李氏”子孙们世代居住的司空第大宅，从乾嘉道时期的鼎盛到清代后期的败落。
经历了战乱和时代变迁，司空第大宅在民国时候变成了一座大杂院。李氏的子孙们有的移居上海、北京、广东、香港、江西、浙江等地另谋出路，有的则守着祖业度日。动乱年代，又出了些吃喝嫖赌的不肖子孙，将个气派而雅致的五进的大宅，房子卖的卖，出租的出租。
那第一进的门楼，住进来的人家基本上是下层劳动人民，有打铁的、补锅的、杀猪的、拉人力车的、做木匠的、挑水卖的……一共住了五六户。时常有挑担子的小贩———卖米粉的、卖茯苓糕的、卖碗糕的、补碗的、磨刀的……挑着个担子一路吆喝从大宅的前门进来，穿过深深的五进院落从后门出去。
大宅里的我园，是最先被变卖出去的，据说是卖给了孔家。当时只把那美丽的韦石和由邓显鹤撰、春湖（宗瀚）公书的红木木刻《我园记》一同搬到了第五进院的房子里存放。后来又用木箱将韦石装好，拿到李氏亲家位于社公巷秤钩井的王氏大宅的楼梯底存放。王家主人王恩详临桂人（笔者老祖太公），道光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云南学政。工书善画，晚年主讲秀峰、榕湖、桂山书院。王寿龄（王恩详之子），历官长沙、辰州、宝庆知府，曾赴日本考察。善画梅花，李王两家曾经有三代的姻亲关系，可以说是亲上加亲。
1945年，日寇对桂林进行大轰炸，桂林城变成了火海，靖江王城周围大片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名家大宅院被炸毁，烧光。秤钩井王家，麒麟巷司空第李家大宅均未能幸免，集聚文化而富传奇色彩的韦石，化作灰烬，春湖书《我园记》亦毁于战火。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氏后人在老宅的废墟上建起简单的房屋居住。直到1959年底应桂林城市街道改建，司空第老屋被国家征用，至此，拥有近两百年历史，居住过桂林“临川李氏”七代子孙的祖屋，消逝于岁月的红尘。
有道是：富不过三代，文化传万代。“临川李氏”的子孙们，经历时代变迁的磨难，遵循书香家风，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各行专家。其中有我国著名的敦煌研究专家、画家李承仙等，李氏后人中教授、专家学者、博导者众，真真是不负桂林“临川李氏”文化世家之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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