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作家黄飞卿小说的审美价值
■韩颖琦方蓉蓉
编者按2018年12月28日上午，由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贵港市文联主办，贵港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暨乡土作家黄飞卿作品研讨会在贵港市城区举行。来自广西区内外的学者和贵港市的评论家、作家、文化专家代表共30多人出席研讨活动。本报特选载部分研讨会文章，以飨读者。
[摘要]广西作家黄飞卿的小说是与特定时代的农民生活相交织，与广西地域风情相交织，形成了优美活泼的行文风格，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可以体会时代的发展变化，参与农民的劳作生活，观赏田间的稻香麦绿。繁忙粗糙的农民生活在他的艺术创作下，拨开忙碌的表层，透露出质朴的生活气息；变幻不定的时代风潮，在他的艺术加工下，褪去弘大的历史意义，呈现出与生活贴近的姿态。这些都是审美价值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黄飞卿审美价值农民时代
黄飞卿（1932—2007），广西贵港人，曾用笔名“飞兄”。1932年出生，1949年毕业于贵县第二中学。1976年参加工作，历任贵港市文化馆副馆长，贵港市文联副主席、副研究馆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理事，广西文联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莲塘夜雨》，电影文学剧本《鱼花女》，短篇小说《五伯娘和新儿媳》《爱子之心》，中篇小说《旧情人》《一路平安》《心灵的橱窗》等。短篇小说《好利害的嫂子》获《花地》优秀小说奖,《风吹豆荚响沙沙》和《选队长》均获1979年广西优秀小说奖，《寻觅新境界》获1992年《广西日报》征文奖，《加急电报》获1993年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
黄飞卿出生和成长于广西这片充满风情的大地上，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也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将这片土地描绘得风光旖旎，山明水清。他的作品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表现出了高度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让人文精神在特定的历史点上展现。这也是文学所追求的“真”和“善”的精神价值。黄飞卿根据自己在桂南大地上的体验和认识，和自己对时代变换的敏锐捕捉，以其自身的价值审美对事物给予艺术处理，创造出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作品，其中包含了他对社会时代内蕴的深刻认识和感悟。他的作品总体生动自然，幽默活泼，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以乡村和农民为支撑点，以时代特征为总体背景，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创作特色的鲜明性，使文章充满了活泼的画面感。
一、融入生活的时代性
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掺杂时代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受创作主体的制约，时代性或隐或显，形成了文学的时代风格。“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①]黄飞卿的小说彰显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同时却又将这时代风格融入了生动琐碎的生活，历史就是琐碎的本身。通过他的小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农民生活的欣欣向荣。黄飞卿善于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描写时代的洪流，写的是乡村的小事件、农民的小生活，反映的却是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繁荣平和。他小说的整体思想内容就是再现新中国农村的生活风貌和人物形象，绝不涉及矛盾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很少写农民的困境和苦难，小说的矛盾构成也主要是人们之间的小误会和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恋。所以，他的作品总体风格是幽默轻松，展现时代的美好性和生活的美满性，时代与生活紧密结合，以生活反映着时代，以时代照应着生活。
《姑娘的心事》写幼儿园老师玉兰和社里会计陈万年因经费的问题而闹出了一点小矛盾，一个是为了幼儿园的发展和学生的教育着想，一个是为了集体着想，两人都一腔热血，最后矛盾解决，两人因工作而相知、相恋，驶向温馨的爱情港湾。这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蓬勃奋斗的缩写，他们纯洁、勤劳，为集体献身，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小说以时代为大背景，生活为着笔点，将鲜明的时代性融入了生动琐碎的生活。《莲塘夜雨》是写有着丰富养鸭经验的八叔和致力于种藕的九叔，两人遇上了天旱后各自“事业”的下降，怕是达不上自己最初定的翻一番的目标了。但是，新时代号召他们天大旱，人大干，决不能交“白卷”。他们各自总结经验，想办法和出路，不断推陈出新。再加上集体对他们的关心，半夜为他们引来满塘的清水，这莲塘的夜雨，正是滋润着这个新时代的新气象。
黄飞卿的作品，热情地歌颂着每个时代的新生活，赞美那些追求新生活的人民，赞美那些具有淳朴、勤劳、善良品质的年轻人，他们是各自时代的希望。
二、地域性的语言特色
文学言语是作家选择一定的语言材料，按照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创造的特殊言语系统。文学的言语则把语言的表现功能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蕴含了作家丰富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交流，形成了丰富的语言系统库，诸如客家话、白话、桂柳话等。黄飞卿生活在这片语言丰富的大地上，接受了大量本土语言的熏染。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在语言选择方面，他考虑到语言的表现功能，会运用本土语言材料来表达他的情感和知觉。他的文学作品语言有着强烈的地域性，生动有趣，活泼幽默。地域性的语言能更加准确的表达出地域性的风土人情，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体现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同时，地域性的语言增加小说的“陌生化”，提高文学性。“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②]
小说中，地域性的语言比比皆是。人物昵称的有“细佬哥”“三公”“牛奀”（奀：指人瘦小衰弱，常用作人名）“能仔”；写地方名称的“田垌里”“山冲野塘”“田塍”“朝阳垌”“下圩”；大量接地气的民俗用语“麻杆做梁受不起”“吃蕈不用摘蕈脚”“刀劈萝卜另开头”“挨阉又割耳”“人怕呓，米怕筛”“骑马捉虱，一举两得”“当面不吃柠檬籽，背后连皮带核吞”等，这些语言都充满着桂南地区的特色，也充满着乡土气息，真正地将地方特色融进作品里。语言的选取充满了地域特色，在选材方面更是将桂南大地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材料的唯一来源就是社会生活，黄飞卿生长在桂南这片热情的土地上，他获取材料的途径就更加的宽阔，不管是有意获取、无意获取和实践获取，都有其丰厚的现实基础。写乡村美景的：“朝霞飞上东边天，霞光里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映得大地生辉，万物焕发；莲塘里藕芽茁壮，鹅鸣鸭叫，呈现着一派兴旺的景象。”“这里刚好是两个村的中点，一条柏油马路，把三点连成一线。三点之间，村庄连片，人烟稠密”“这日头刚刚出山，一派红光”；描写人们劳动场景的：“她们嘀咕了一阵，就不等装齐再一起走了，而是装一担去一担，这个走了那个来，云飞样走，风车样转。”“水干了，鱼捉了，那班后生人心红劲足，趁热打铁，就担起塘泥来。三公曾劝过，可后生人天不怕，地不怕，把棉衣甩开，就干起来。”“担塘泥的男社员干得呼呼滚，正在村边岭坡上铲草烧灰的女社员也不甘落后，阵阵浓烟，随风乱舞。”语言凝练，简单几句勾勒出了乡村独特的美景和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
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再次彰显了黄飞卿的乡土作家身份，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增加了小说的感染力。虽然对于非广西地区的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阻拒性，但却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从而增强了审美效果，不失新鲜感。
三、独特的女性视角
黄飞卿的作品中，提及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勤劳勇敢，巾帼不让须眉，是积极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同时他也善于站在女性的角度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他采用零聚焦的全知叙述方式，并没有视角的限制，使他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也是常规小说采取的叙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将视角转向女性，描写女性的话语、心理和动作，特别是对女性心理的细致描写。运用女性的语言，进行故事的铺展。法国女权主义家伊利格瑞认为“女性拥有多个性器官，其性欲特征是多元的，因而其心理特征也是双重的、包容性的、流动的，这就决定了女性独特的语言表达。”[③]“这种非理性的女性说话方式永远在滚动、变化中，意义不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是其特征，这就是与女性语系相对应的‘女人腔’。”[④]女性的话语更加趋向于感性，黄飞卿采用女性的话语，使小说的语言更加的活泼欢畅，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流动性。
《“密实”姑娘》写两姐妹乔玉芝和乔玉娟都是多情的漂亮姑娘，姐姐作为过来人，担心妹妹因多情而遭遇不良人，所以姐姐格外注视妹妹的举动。在这过程中，作者对于乔玉芝有较多的心理描写，从紧张不安到稍微放心一点，最后以妹妹为荣：
“应该以有这样的妹妹而骄傲啊！不错，妹妹是个多情的人，而这情不仅仅是男女亲爱的私情，却包含有那广大无私的同志友爱之情，才能如此刻苦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别人。”“更深夜静，月明风清，这是多么好的谈心机会啊！心里是高兴的，却埋怨妹妹太‘密实’了。”“心想，一块石头放在口袋里时间久了也会发暖，何况两个活人朝冲晚见，难道没有一点‘情义’嘛？又怕是‘当面不吃柠檬子，背后连皮打核吞’吧了。”
这些心理活动将姐姐担心妹妹的恋爱状态写的活灵活现，姐姐小心翼翼的探索，害怕他们没有情分，又害怕他们走得太近，又埋怨妹妹太“密实”，内心又真正为妹妹的“情义”高兴。
《金花和金水》写金花和金水姐弟俩，姐姐金花是生产大队的葆力之士，朝耕暮耘，克勤克俭，领导着一个鼎鼎有名的金花小组。她一路引导金水熟悉大队的生产工作，巧妙的教他各种农业劳作技巧。在金水犯了错误时，金花也是严格要求他写检讨书，积极的纠正他的思想。金花如同一个精明能干的前辈，以前辈的身份引导着金水，更以姐姐的身份爱护鼓励着金水，是新时代的家庭新关系，新长辈。
四、人物对话的活泼性
黄飞卿小说的文本形式呈现为活泼的人物对话。文学作为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艺术，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话语行为或话语实践。而文学作为话语，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文本，文本是供阅读以便达到沟通的特定言语系统，这是话语活动的符号形式。黄飞卿作为话语活动主体之一的说话人，他选择文本的呈现方式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对于塑造人物和创造语境都有着良好的效果。读者经过细读，加强对文本的感受，寻找审美价值。“对文本的感受包括语感、结构感、意象感（意境感）。语感包括字形之美、语音之美和意义之美—耳聆其声，目识其行，心照其美。需要对语言音、形、义的内视、内听，把这几种因素分开而又结合；寻找、放大作品中的审美信息，领略它给读者的快感，强化这种快感。”[⑤]人物的对话强化了语音之美，读者领略到的快感也更加强烈。
《豆角花开》中，秀莲给她的成林哥写信却纠结于信的开头该怎样称呼，嫂子银凤在一旁指导，“那该叫什么啊？”“你平时怎么叫他！”“他比我大两岁，我叫他成林哥！”“照写。”“嘻，羞死！”“哎哟，叫得写不得，真是——”这段对话把少女初恋时的娇羞和小心翼翼刻画的入木三分，嫂子一边看着好笑又故意逗她，一边还给她拿主意，姑嫂情深。一段对话活泼动人，人物形象入木三分，满满的情感溢出纸面，读者脑海中已经浮现了生动的画面。秀莲和成林两个人互有情愫却又没有开口，“成林哥，这是我们拥军优属应做的。”“昨晚也是拥军优属吗？”“哎，今生今世，我再也不想浪费这份感情了。”“要是偶人找上门来呢？”“谁看得起我这‘两个口袋’啊！”“我。我就看得起。”两个年轻人对对方心意的小心试探，充满着期待，却又因害羞而难以启口。深入刻画两个纯洁的年轻人相互的浓浓情意和害羞期待。
《眼光》里，阿勾九在评优会议上公开反对老队长评优，原因是老队长在农忙时节将本社的两条力壮的公牛借给了隔壁村使用，众说纷纭。
“九叔，这是互相帮助嘛，去年人家不也借水给了我们啦”“那是上级指示，不借也得借。”“现在也有指示呀！”“什么指示？”“比、学、赶、帮！”“这——可是，我们的牛力也不足呀！”“旧时有钱人家十条八条牛，用不完拉出去打架，牛力足够了，人家肯借给你吗？”“屙屎不沾大腿，那是地主。”“对，现在我们和红花村是阶级兄弟是不是？！”“这——”“人家可没先来问呀？”“雷锋做了好事还不留姓名，那该怎么说？”“这——”“就是借，也不该借‘牛王’呀！”“得，那你明天来借锄头，我借把咧嘴断耳的给你，如何？”“这——”
这段对话的描写，将村民们热烈讨论的会议现场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达成统一的协议。将农民的朴实真诚融入到小说中，每个人即使想法有分歧，但最终和平解决。
黄飞卿的小说中，人物对话丰满，且包含着浓烈的地方特色，地方性话语的阻拒性反而给小说带来了活泼性和新鲜感。小说在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人物形象通过语言的表达更加栩栩如生，整体语境也是轻松淡然，形成独特的小说风格。
结语
黄飞卿小说颇受桂东南地区人民的欢迎，因为他的小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展望，小说文本充分发挥文学话语的蕴藉作用。有人问黄飞卿为什么不写写农民的苦难，他笑着说：“正因为父老乡亲的生活太苦太累了，我实在不忍心再去表现，只想给他们增添一点点欢乐的笑声。”他自觉承担起了文学作为审美形态的那一部分属性，小说的意境更是韵味无穷，蕴含着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审美理想。他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以小人物的生活来体现时代的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乐融融的人民公社集体劳作，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新型的时代政策，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黄飞卿更像一个时代的传声筒，他彰显了每个时代的美好，描绘着每个时代善良的人民，更是把桂东南大地的芳香气息传播到各地。
参考文献：
[1]黄飞卿著潘琦编.广西当代作家丛书[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陈太胜.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
广西社科规划项目“广西网络文学发展与广西文化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8FZW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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