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和忘记□汪晓佳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安徽太和县城。此次前往是我多年来的夙愿。因为，我家曾经在这个县城居住过，家父时任该县县委副书记，我从部队退伍，所以也就首先来到了这个县城。在这个县城，萦绕在我心头的总有两个情结挥之不去：一是当年我从部队回地方在太和待分配期间，曾在县车队临时开过几个月的货车，认识了一些朴实、忠厚的领导和师傅们，几十年未见，也没有他们的音信，很想念他们；二是，有几个从煤矿调回来的同事多次邀请我来叙叙旧，始终未能成行。这些同事中大都是当时县里的中层干部的孩子。因为有了老一辈的牵扯，所以，我们在煤矿工作期间，相处得如同兄弟。
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记得，当年车队的师傅们总是喜欢带上我一起出车，路上，他们都是放手大胆地让我驾驶车辆。即使在技术上还不是那么娴熟，偶尔少不了出现一些操作上的失误，但他们不是板着面孔“教训”我，而总是笑容可掬地说：“没事没事，以后注意一下就行了，熟能生巧嘛！”有时，车队的领导还“单放”我出去执行任务，这让我无形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尊心。他们还关心我的生活和个人问题：尽管我离家很近，队里领导为了便于我出车，还是为我腾出一间平房，并安排人把小小的房间布置一新；有几位师傅煞费苦心地为我撮合女友。记得他们不知为我买了多少次两张连在一起的电影票，让我跟女士一起去看电影。总归那时年轻，没经历过恋爱，不好意思前往电影院，票，都作废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与车队所有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我去煤矿工作临别的那天，这些车队的领导和师傅们都“闪”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幕，我永世不忘。
这次到太和的第二天上午，我让一位煤矿上的同事陪我去找车队，然而，几经打听，车队的老房子早就没了影踪。有人说搬到了北关，我又托另外一个煤矿同事去打听，打听的结果是，车队早已解散，只剩下一片空院落，车队的人也不知去向，根本无从查找；我家当年居住的三间瓦房，也被拆迁没了踪影。这让我非常失望。
1975年一到矿上，很快便跟我一起来的弟兄们混熟了。无论他们各自在哪个岗位上上班，下班时，都是要到我那里聚聚，说说话，喝点酒或者打打牌什么的，甚至连有人介绍对象的事，大家都一起相互跟着参谋，使我们在艰苦劳累的环境里感到十分愉悦和充实。后来，一些弟兄萌动了回原籍工作的想法。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妻儿，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离矿”的心情。当时不像现在，接收单位难，而是单位不轻易放行，接收单位容易找到。谁要想调回原籍，不知要费多大的难为。这时，我已经在矿上当了矿领导的小车司机，后来改为矿办公室文书，与领导接触的机会较多，弟兄们有的要求调回原籍，找到我，我都是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在领导面前美言，你还别说，领导也大都给了我面子，基本上也都办成了，让我的几个弟兄如愿以偿。
在酒桌上他们就提及我帮他们调动的事情，并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然而，我却忘记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久别重逢，犹如一杯浓醇的老酒般令人陶醉。有一位名叫杨杰的兄弟，在煤矿，他一直坚持到退休，自然我们相处的时间最多，煤矿情结自然浓厚。这次听说我到了太和，专门从数百公里外的江苏扬州他女儿家赶来；调回来的田建民为了陪我吃饭，耽误了他参加一家至亲的喜酒。酒过三巡，他站起来声情并茂地唱了一曲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朋友》，唱毕，我看到他的眼圈有些微红，烘托了重逢的情感气氛；也是从煤矿回来的李培荣尽管心脏做了搭桥手术，不仅慷慨解囊做东埋单，还破例陪我喝酒，不时地面对众人一口一个“咱哥”亲切地喊着，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吧。遗憾的是，与我曾经在矿上工作过回来的同事中，已有三个先后因病去世了，这让我不禁伤感起来……
回来后我想，我帮助他人调动工作或在原单位调整一下工作的事情，那是事实。不过，要不是人家提醒，我确实都忘记了。然而被帮助的人却记得清清楚楚。回首往事，我也受到过别人的不少关心和帮助，哪怕是一句话和一件小事，也许人家也忘了，但我也像他们一样都是时刻记在心里，始终没有忘记。
这种“记得” 和“忘记”，我认为，都是难得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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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太和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