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瑛:人生因梦而精彩
[摘要]本报记者牛真子
现在,徐瑛经常在家里读点书,写点东西,过着平静安闲的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穆可亮 摄
生于战乱年代,历经坎坷,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感慨生不逢时。他要扭转被别人掌控的命运,怀揣作家梦想,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小说《向阳院的故事》一经发表,立即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作家徐瑛,拥有很多闪耀的头衔,不过现在,他更像是一位严肃却又不失亲和力的长者,坐于家中客堂,接待来访的记者,回忆自己的人生故事,畅谈文学创作的历程与得失。
少年时期 心中常苦闷
1939年元月,徐瑛出生在太和县茨河西岸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由于家中人口多、开销大,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到9岁时,他才正式入学,但是,学校的生活却并非如他希望的那样。
当时徐瑛就读的小学,因管理较为混乱,时常发生学生打架现象,而来自小村子的徐瑛常常受到来自大村子的孩子的欺负。家乡的贫困落后,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徐瑛常常陷入矛盾状态。“当时,很想走出小村庄,到更广阔的环境中。然而,诺大的世界,可以为乡下孩子提供的去处并不多。”
在徐瑛时常感到苦闷的时候,一位论辈份他该称为“三大爷”的老汉,走进了这个少年的世界。“三大爷是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对于中国的古典名著,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故事情节,我不是阅读后才知道的,而是听他讲故事知道的。”徐瑛说,三大爷讲述的故事,不仅把一个寂寞的少年引进一个生动、曲折、神奇、美妙的世界,而且,还使他长大后养成了热爱读书的习惯,进而培养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
对命运感慨 让他走上文学之路
小学毕业,跨进县中学校门,徐瑛也迎来了自己崭新的生活。由于少年时听了很多故事,他的作文写得很好,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来评讲。初二那年临近寒假,教室里原来的汽灯刚换上了电棒,徐瑛由此事写下一首《吹灯诗》,并发表在建国初期的《阜阳报》上。这件“了不起”的事,让徐瑛对写作越发感兴趣了。
读完高中,就在要考大学的时候,徐瑛却被组织安排到当时的《亳县日报》工作,虽然很不情愿,但“不服从组织需要,就开除学籍、取消高考资格”之类的训示还是让徐瑛放弃了抗争,放弃了参加当年的高考。
在报社工作三个半月后,徐瑛被分配到亳州一个偏远的公社工作,路途遥远,生活上十分不方便;并且,此时他又有了孩子。这样的处境让他十分失落,感到前途渺茫。“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后来,上了高中,虽然偏离了当医生的理想轨迹,但总还有个当作家的梦。但现在,却碌碌无为,连梦都没了。”当时的徐瑛躺在涡河岸边,望着河水缓缓东去,心里是无边的空虚。
既然工作无法调动,命运也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么不如继续写作,还能让自己有一些自由。“当一个青年人什么梦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前途岂不渺茫?我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我要把失去的‘梦\’找回来。”于是,徐瑛又做起了作家梦。
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到了晚饭后,公社的大院里却极其安静。公社机关没有电灯,徐瑛就在一盏煤油灯下,安静地看书、写作。“说来也奇怪,一旦人的心态改变了,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苦闷、寂寞了。”徐瑛回忆说。
随后,在当时的报纸上常常会出现徐瑛的名字和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于是,徐瑛不仅找回了自己的梦,也找回了自信。他坚信,将来自己一定会成为作家。
后来,组织上把徐瑛调到了剧团工作。每当在舞台上搬动道具的时候,徐瑛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像这道具一样,也被别人搬来搬去?但不同的是,自己比工具多长了个脑子,却不如不长脑子的工具,因为工具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遗憾自己曾回避表现人性
1963年5月,徐瑛应邀创作了一篇市井小说《晚娘的心》,其中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出神入化、情节生动感人。但是,这样一篇令徐瑛非常满意的作品却遭到了批评,甚至上纲上线,被认为是“人性论”和“中间人物论”的产物,这让徐瑛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以后的创作中,他也更加谨慎,不敢轻易去写“人性”。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老话题,在文学史上也出现过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右文学的时期。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让徐瑛深感遗憾的是,受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一度回避人性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1978年以前,极左思潮影响着当时的文艺界,不可避免地,我的作品里也出现了它的影子,而这是中国许多作家都难以摆脱的。”对于自己当年那部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品《向阳院的故事》,徐瑛也时常反思:“按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里面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比如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也许是因为它产生于那样一个文化沙漠的特殊年代,宛如清水给人解渴提神,所以还有读者到现在也没忘记它。”“文革”后,文坛上先后兴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流派,以“文革”中发生的事为背景,来表现“文革”对人们身心的伤害,对人性的摧残。当时,徐瑛停止了写作,花四年时间来反思,直到1981年才重新动笔,写下属于伤痕文学范畴的作品《并非英雄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迎来了文艺复苏的春天,徐瑛也开启了自己崭新的创作生涯。创作出《知县街上》、《野鸭河》、《呼唤》等一批生活气息浓郁、深入刻画人物人性的现实题材作品。
最近,徐瑛又重读了《悲惨世界》等一批经典名著,他感慨道:“以前把人性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而自己也受影响,回避了对人性的表现。纵观文学史,凡是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在写人性,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作家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徐瑛认为,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一是可读,二是感人,最高层次是震撼人。在青年时期,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在兴趣的层面,觉得写文章有意思,还能挣一些稿费。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阅读量的增加,他对文学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信奉‘文以载道\’的古训,文学作品一经发表、面世,不管作者本人愿意与否,都会对社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作家要做的,就是用文学来表现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徐瑛不满于当今一些年轻作家“玩文学”的态度,“文学绝不是仅仅是自己的事,作家写人,写自己,是要通过人的种种复杂经历来反映时代与社会,进而给读者以启迪。”说到这里,徐瑛的语气铿锵有力。
岁月流沙梦依旧
在徐瑛身上,曾经和现在都有很多闪耀的头衔,他曾任省作协副主席,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市(原地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并先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一生创作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其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又始终不忘民间乡土,爱国爱家乡,对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已经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徐瑛文集》,融入了他一生的心血和汗水。尽管年龄大了,但徐瑛对文学的追求并没有止步。如今,看淡了功名利禄,远离了外界喧嚣,文学,对于他更像是一杯清茶,一则小品,细细咀嚼,往事历历在目,对前人以反思,给后人以启迪。
午后,温暖的阳光洒满了小院,慵懒地打个盹儿,泡一壶清茶,翻翻报,看看书,赋闲在家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而舒适。岁月流逝,在徐瑛的脸上写满了坚毅。与他稍显严肃的神情相比,他的内心充满了似火热情。主管地区文联工作时,他组织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活动,扶植文学新人,关注那些因疾病、灾难等原因生活陷入困境的文艺界人士;退居二线后,时常会有青年作家来访,徐瑛总会与他们倾心畅谈,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同年轻人分享。徐瑛说,“阜阳文学的希望在青年作家的身上。阜阳的社会生活、人文历史,是应该能产生大作家、大作品的!”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虽然走得坎坎坷坷,但终归没受过大灾大难;家庭上,幸福美满;在事业上,也已经努力过,因此,徐瑛感到此生无怨无悔。“年轻时,因为还有一个作家梦,我不至于消沉;而今赋闲在家,我也有梦,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子孙能有出息。无论人生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困难、坎坷,但人生不可无梦。而有梦的人才会活得精神,活得有劲,所以,人生因梦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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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薛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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