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瑛：人生因梦而精彩
[摘要]本报记者牛真子
现在，徐瑛经常在家里读点书，写点东西，过着平静安闲的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穆可亮 摄
生于战乱年代，历经坎坷，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感慨生不逢时。他要扭转被别人掌控的命运，怀揣作家梦想，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小说《向阳院的故事》一经发表，立即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作家徐瑛，拥有很多闪耀的头衔，不过现在，他更像是一位严肃却又不失亲和力的长者，坐于家中客堂，接待来访的记者，回忆自己的人生故事，畅谈文学创作的历程与得失。
少年时期 心中常苦闷
1939年元月，徐瑛出生在太和县茨河西岸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由于家中人口多、开销大，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到9岁时，他才正式入学，但是，学校的生活却并非如他希望的那样。
当时徐瑛就读的小学，因管理较为混乱，时常发生学生打架现象，而来自小村子的徐瑛常常受到来自大村子的孩子的欺负。家乡的贫困落后，没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徐瑛常常陷入矛盾状态。“当时，很想走出小村庄，到更广阔的环境中。然而，诺大的世界，可以为乡下孩子提供的去处并不多。”
在徐瑛时常感到苦闷的时候，一位论辈份他该称为“三大爷”的老汉，走进了这个少年的世界。“三大爷是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对于中国的古典名著，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的故事情节，我不是阅读后才知道的，而是听他讲故事知道的。”徐瑛说，三大爷讲述的故事，不仅把一个寂寞的少年引进一个生动、曲折、神奇、美妙的世界，而且，还使他长大后养成了热爱读书的习惯，进而培养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
对命运感慨 让他走上文学之路
小学毕业，跨进县中学校门，徐瑛也迎来了自己崭新的生活。由于少年时听了很多故事，他的作文写得很好，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来评讲。初二那年临近寒假，教室里原来的汽灯刚换上了电棒，徐瑛由此事写下一首《吹灯诗》，并发表在建国初期的《阜阳报》上。这件“了不起”的事，让徐瑛对写作越发感兴趣了。
读完高中，就在要考大学的时候，徐瑛却被组织安排到当时的《亳县日报》工作，虽然很不情愿，但“不服从组织需要，就开除学籍、取消高考资格”之类的训示还是让徐瑛放弃了抗争，放弃了参加当年的高考。
在报社工作三个半月后，徐瑛被分配到亳州一个偏远的公社工作，路途遥远，生活上十分不方便；并且，此时他又有了孩子。这样的处境让他十分失落，感到前途渺茫。“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后来，上了高中，虽然偏离了当医生的理想轨迹，但总还有个当作家的梦。但现在，却碌碌无为，连梦都没了。”当时的徐瑛躺在涡河岸边，望着河水缓缓东去，心里是无边的空虚。
既然工作无法调动，命运也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么不如继续写作，还能让自己有一些自由。“当一个青年人什么梦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前途岂不渺茫？我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我要把失去的‘梦\’找回来。”于是，徐瑛又做起了作家梦。
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到了晚饭后，公社的大院里却极其安静。公社机关没有电灯，徐瑛就在一盏煤油灯下，安静地看书、写作。“说来也奇怪，一旦人的心态改变了，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苦闷、寂寞了。”徐瑛回忆说。
随后，在当时的报纸上常常会出现徐瑛的名字和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于是，徐瑛不仅找回了自己的梦，也找回了自信。他坚信，将来自己一定会成为作家。
后来，组织上把徐瑛调到了剧团工作。每当在舞台上搬动道具的时候，徐瑛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像这道具一样，也被别人搬来搬去？但不同的是，自己比工具多长了个脑子，却不如不长脑子的工具，因为工具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遗憾自己曾回避表现人性
1963年5月，徐瑛应邀创作了一篇市井小说《晚娘的心》，其中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出神入化、情节生动感人。但是，这样一篇令徐瑛非常满意的作品却遭到了批评，甚至上纲上线，被认为是“人性论”和“中间人物论”的产物，这让徐瑛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以后的创作中，他也更加谨慎，不敢轻易去写“人性”。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老话题，在文学史上也出现过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右文学的时期。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让徐瑛深感遗憾的是，受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一度回避人性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1978年以前，极左思潮影响着当时的文艺界，不可避免地，我的作品里也出现了它的影子，而这是中国许多作家都难以摆脱的。”对于自己当年那部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品《向阳院的故事》，徐瑛也时常反思：“按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里面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比如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也许是因为它产生于那样一个文化沙漠的特殊年代，宛如清水给人解渴提神，所以还有读者到现在也没忘记它。”“文革”后，文坛上先后兴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流派，以“文革”中发生的事为背景，来表现“文革”对人们身心的伤害，对人性的摧残。当时，徐瑛停止了写作，花四年时间来反思，直到1981年才重新动笔，写下属于伤痕文学范畴的作品《并非英雄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迎来了文艺复苏的春天，徐瑛也开启了自己崭新的创作生涯。创作出《知县街上》、《野鸭河》、《呼唤》等一批生活气息浓郁、深入刻画人物人性的现实题材作品。
最近，徐瑛又重读了《悲惨世界》等一批经典名著，他感慨道：“以前把人性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而自己也受影响，回避了对人性的表现。纵观文学史，凡是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在写人性，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作家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徐瑛认为，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有三个层次，一是可读，二是感人，最高层次是震撼人。在青年时期，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在兴趣的层面，觉得写文章有意思，还能挣一些稿费。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阅读量的增加，他对文学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信奉‘文以载道\’的古训，文学作品一经发表、面世，不管作者本人愿意与否，都会对社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作家要做的，就是用文学来表现真、善、美，塑造人的灵魂，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徐瑛不满于当今一些年轻作家“玩文学”的态度，“文学绝不是仅仅是自己的事，作家写人，写自己，是要通过人的种种复杂经历来反映时代与社会，进而给读者以启迪。”说到这里，徐瑛的语气铿锵有力。
岁月流沙梦依旧
在徐瑛身上，曾经和现在都有很多闪耀的头衔，他曾任省作协副主席，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市（原地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并先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一生创作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其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又始终不忘民间乡土，爱国爱家乡，对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已经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徐瑛文集》，融入了他一生的心血和汗水。尽管年龄大了，但徐瑛对文学的追求并没有止步。如今，看淡了功名利禄，远离了外界喧嚣，文学，对于他更像是一杯清茶，一则小品，细细咀嚼，往事历历在目，对前人以反思，给后人以启迪。
午后，温暖的阳光洒满了小院，慵懒地打个盹儿，泡一壶清茶，翻翻报，看看书，赋闲在家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而舒适。岁月流逝，在徐瑛的脸上写满了坚毅。与他稍显严肃的神情相比，他的内心充满了似火热情。主管地区文联工作时，他组织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活动，扶植文学新人，关注那些因疾病、灾难等原因生活陷入困境的文艺界人士；退居二线后，时常会有青年作家来访，徐瑛总会与他们倾心畅谈，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同年轻人分享。徐瑛说，“阜阳文学的希望在青年作家的身上。阜阳的社会生活、人文历史，是应该能产生大作家、大作品的！”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虽然走得坎坎坷坷，但终归没受过大灾大难；家庭上，幸福美满；在事业上，也已经努力过，因此，徐瑛感到此生无怨无悔。“年轻时，因为还有一个作家梦，我不至于消沉；而今赋闲在家，我也有梦，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子孙能有出息。无论人生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困难、坎坷，但人生不可无梦。而有梦的人才会活得精神，活得有劲，所以，人生因梦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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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薛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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