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涉毒大县的“刮骨疗毒”
去年开始,雍磊作为阜阳市司法局下派干部,赴该市临泉县瓦店镇任禁毒专职副书记——一个在乡镇少有的职位。
曾经客商云集
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的皖北人口大县,最大的县情是“一穷二毒”。1999年3月临泉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通过5年治理,明明已经“摘帽”,却不想毒患很快卷土重来,2009年再次列入“黑名单”。
庙岔镇,一个上世纪90年代因皮张、毛发交易而闻名全国的地方,却一度有着“涉毒”的“恶名”。当时贩毒曾被公开称作“做生意”。
如今的庙岔早看不到昔日客商云集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萧条、闭塞。在该镇后韩村,记者见得最多的是抛荒的良田、修建一半的烂尾房以及坐在家门口呆望着天的孤身老人。
“还不都是因为吸贩毒被抓,弄得家破人亡嘛。 ”村民韩新贵拍着大腿说。
瓦店镇的侯寨村没有一条硬化道路,处处黄尘漫天。村民董敬的家尤显简陋破败,涉毒的15年里,董敬家房屋面积缩水了四分之三。曾是“致富能手”的他经营过一家小饭店,月收入达5000元,染上毒瘾后不到1年,便关了店变卖了房产成了贫困户。
禁毒“大战场”
“白粉后面是白骨”“金山银山,吸毒榨干”,行在临泉,道路两旁的墙体、电灯柱上贴满了触目的禁毒标语。打开电视,屏幕下方时不时飘过字幕,“毒海无边,回头是岸”。
紧张的气氛把这里营造地像一方禁毒的“大战场”。临泉县常务副县长段相霖坦言,由于毒患深重,临泉很难招商,工业化率多年负增长。 “到处张贴的都是骨瘦如柴的毒贩形象,让人饭不敢吃烟不敢抽,谁还敢来投资?”一位曾来当地考察的商人说。
贫穷是临泉毒患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亦是一种“原罪”。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贫穷,临泉县姜寨、庙岔等地的一些农民到云南打工,替当地人种植瓜果和其他农作物。时间一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地的毒品鸦片及相关种植技术带到临泉,进而走上吸贩毒道路。
不幸的是,这批人先富了起来。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们。
记者眼前这位62岁的老人面容和善,说话细声细气,压根看不出是庙岔当地曾经小有名气的“毒枭”。他叫徐微华,曾是镇上一名修车匠,。几年前妻子出了车祸,两个孩子又恰逢升学,家中立刻债台高筑。于是他用最后一笔救命钱进了一批吗啡,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直到东窗事发,被判有期徒刑9年。
禁毒工作中的单打独斗开始被大家所诟病。临泉县政法委第一书记张晓东发了“牢骚”。在他们查获的案件中发现,不少毒贩在千方百计将毒品带出广州、昆明等重点监控地区后,一路几乎畅通无阻到临泉。
输在“最后一公里”
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禁毒工作输在了“最后一公里”,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速了毒患的蔓延。
侯超云已经在瓦店镇侯寨村做了35年的村支部书记,像他这样的“老支书”在临泉的各村比比皆是,村两委班子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且大多小学文化。“没读过书,不懂法,一些禁毒基本常识也未能普及。 ”瓦店镇肖坡行政村驻村工作队成员焦学仁告诉记者,面对毒患,“老人们”一度不知怎么管。
“农村就是熟人社会,同家族的人涉毒,村干部经常是能瞒就瞒。 ”“你说都是天天打照面的自家亲戚,大义灭亲容易么?”61岁的村民余曹山坦言。
更为可怕的是村干部直接参与毒品犯罪,有的是“入股”,有的帮忙“望风”,有的干脆直接参与到贩毒环节。
禁毒长跑又开始
好在禁毒长跑又扣响了发令枪。
去年邓真晓任临泉县委书记,46岁时接过了禁毒的接力棒。这个曾在安徽省城大刀阔斧进行老城区改造的前区委书记感到 “压力山大”,“彻底禁毒,需要从基层出发,一步步刮骨疗伤。 ”
基层干部的整肃成了那声发令枪。全县排查了12604名县乡国家公职人员,对2510名村干部候选人进行体检。临泉县甚至为他们举行了一场封闭式的军训。
去年,临泉县成立高规格的禁毒委员会,采取“打”“控”“防”的立体式工作方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公安禁毒部门派专人进驻,协助基层干部对各镇各村进行重点排查,扎根常驻。
今年4月28日深夜2点,500名公安干警荷枪实弹奔赴庙岔一涉毒重点村,对吸贩毒人员进行围村突击抓捕。这是近期临泉开展的突击围剿行动中的一次。
重拳之下一些可喜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民警雍磊的手机最近响个不停,大部分是群众的涉毒举报电话。表明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从曾经让人眼红、感觉光荣到如今遭受唾弃,涉毒人员在临泉的地位一落千丈。
一些吸毒人员的“回归”之路亦走得很坚决。瓦店镇50岁的李俊为了戒毒,“瘾大的时候,我把自己锁在屋里,钥匙踢到门外头,在房间里直打滚。 ”如今,戒毒成功后的他在政府的帮扶下开起了一家面粉厂,年收入达20万元,“这还不够,我要把吸毒浪费的那些都补回来。 ”
“要与毒贩子一个群众一个群众的争夺,每争取一群众都是一个新的胜利。 ”在今年4月的一场内部会议上邓真晓说,“根除毒患至少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文中涉毒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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