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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人口的三起三落

阜阳日报 2015-01-16 21:01 大字

[摘要]范斌

经过两三千年的移民迁徙和民族融合,现在的阜阳居民中已很难找到当初阜阳原著民的后代了。

本报记者 穆可亮摄

   笔者梳理近代以前历史资料发现,2000多年来,阜阳人口的增减经历了三起三落,其变化大多与战乱和移民相关。

人口增长三个高峰期

阜阳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增长是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秦汉时期,大一统封建国家稳定发展,汉初采取让士兵复员、减免赋税等一系列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带来了这一时期阜阳地区人口的增长。

隋唐时期是阜阳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据史料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颍州有2905户、14185口人;到天宝元年(742年),颍州有30707户、202890口人。这固然是因为天宝元年的颍州比贞观时多了一个沈丘县,但人口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人口增长和隋唐繁荣的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移民在其中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阜阳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是明清时期。明代颍州属于南京凤阳府管辖,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朱元璋称帝后不但在此实行减免赋税、鼓励发展生产和人口繁衍的优惠政策,还推行强制移民政策。颍人高泽生《风物记》记载:“洪武七年 (1374 年 ), 徙江南民14万屯垦凤阳诸州县。”当时,阜阳归凤阳府管辖,诸州县当然包括阜阳。除政府强制迁移外,阜阳地方官也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外来移民。明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 州(当时无县)内共有1700户,6000余人,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知州孙景名“清惠牧民”,以垦荒暂免田赋为条件,从山东、河南等地招来各族客户60100人。在官府之外,民间自发的迁移更多。据《临泉县志》记载,“老集于氏回顾:自明弘治年间,始祖于万迁由山东省临淄县枣林庄迁至老集南(今大于庄)定居。”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大量回民迁居阜阳。如:“洪武五年(1372年),阜阳穆氏等回民由山东枣庄迁来。”“洪武十年(1377年),太和县李氏回民由今北京金家胡同迁来;张氏由今北京椿树胡同迁来;马氏由河南项城迁来;哈氏由南京来,并集资建清真寺。”“临泉县长官镇的马、穆、杜等回民从山东枣庄迁来。”大量移民的到来对阜阳人口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仅太和县,从明洪武初的2211户、5299人,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就增加到5484户、66255人。整个颍州府人口的增长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时期,是阜阳人口的一个爆炸式增长期。以太和为例,清顺治十年(1653年),共21534户,96734人;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共68932户,442562人。阜阳县人口在道光七年(1827年)达到108万人。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一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二是实行赋税摊丁入亩和地丁银的政策,人口数量与赋税轻重的联系不再紧密,人们不再少报和瞒报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三个锐减期

   首当其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晋永嘉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几百年的分裂战乱,造成人口锐减,阜阳受害最深。由于阜阳位于淮河中游,地处南北要冲,是南北双方政权的必争之地,此得彼失、得而复失,阜阳成为拉锯战的主战场,战祸惨烈,生灵涂炭,付出沉重代价的总是广大民众。为躲避战乱,百姓纷纷向南方较安定的地方迁移;战乱之后,连年不断的灾荒,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人口仅相当于西汉年间的十分之一左右。

宋金对峙时期是阜阳人口锐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阜阳成为拉锯战的主战场,金兵的野蛮烧杀抢掠,给江淮地区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人口大约减少一半。阜阳是当时受祸最重的地区。在北宋崇宁元年,阜阳有7.8万余户;到金朝后期,只剩下1.6万户,人口减少四分之三以上。在宋金战争高峰期,人口更少。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向南决口,金人以水代兵,造成黄河长期夺淮,阜阳一片泽国,灾荒接踵而至,大量人口逃亡南方,阜阳几成荒野。

阜阳人口锐减的第三个时期则是元朝末年。界首人刘福通最先举起反元大旗,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序幕。刘福通的红巾军活跃在江、淮、颍水之间。元军残酷镇压,所到之处,洗杀一空,造成人口大量逃亡。

(作者系文史研究爱好者、阜阳红旗中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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