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云严谨博学的方志专家
[摘要]本报记者 尚原野/文 穆可亮/摄
刘奕云在自家书房里查阅资料。
刘奕云，阜阳市著名文史学家和方志研究专家，原县级阜阳市地志办主任，2001年退休后赋闲在家。初冬的一天上午，记者来到阜城颍州路附近的一处单位家属院，拜访73岁的刘奕云先生。他头发斑白，谈吐睿智，说话带有一点颍上口音。“来，咱们到书房聊吧。”刘奕云领着记者来到书房。书房四周的书柜和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阳光从东面的窗户照进来，房间里弥漫着新旧书籍混杂的味道。“现在，我眼睛不大好使了，看书有时还得用放大镜。”刘奕云坐在一把竹木藤椅上说，“工作了一辈子，攒了一屋子的书，够我看的了；可是，我自己独立写成的书，也只有两本，其他的都是参与或是与别人合作写的。”
说话间，刘奕云起身找出了两本较新的书，签上名字后送给记者。一本是《中国酒林之葩·阜阳酒文化》，2002年出版；一本是今年10月份刚付梓的《可在轩集》。“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给公家编写志书上了，自己单独写的书就这两本。”提起自己的专业成绩，刘奕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虽然手头还有一些研究资料，但现在没精力写了，也不想费那个事了。”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翻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修订的阜阳各种地方志，经常能看到编撰者刘奕云的名字。二十多年间，他先后主编了《阜阳市志》，参加了《阜阳地区志》、《阜阳地区志（简本）》、《阜阳县志》的编写，并作为阜阳地区地方志审稿小组成员参审了《界首县志》、《临泉县志》、《亳州市志》、《蒙城县志》等十三部地方志的编审工作；为阜阳市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阜阳地区志（简本）》作为全国4000多部地方志的杰出代表，成功入选《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成为唯一一部对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区级志书。
在搜集资料中发现了矛盾，须辨别真伪；在编写志书中遇到了历史疑案，要厘清事实；在志书评议中发现了差错，需加以纠正；社会对某个问题有求源问根的需求，要给予回答……这些都是刘奕云二十年修志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为了做到准确可信，他经常到新华书店购买有关方志研究和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书，不知疲倦地查阅《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部头工具书，用最新研究方法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我从1982年底调入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二十年间参与了十多部志书的编写和审稿工作。”刘奕云告诉记者，志书编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在电脑网络尚未普及的八九十年代，修一本地方志一般需要十多年时间。方志办的工作就是列出志书的主要条目，然后到相关部门收集整理各方面资料，再把这些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编辑成书。
刘奕云认为，修志讲究“横陈百科、纵观千年”，需要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1992年，刘奕云去某县参加新编县志的评议，发现该县将花木兰收入《人物传》中，说木兰姓魏，汉文帝时期人，故里在该县城郊。刘奕云和一部分与会者认为，在无确凿史料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有违修志原则，建议将其改放在《民间传说》部分。此建议在当地引起很大争议。2001年，该县升格为市，出于“名人效应”考虑，当地在没有新史料证实的情况下，在二轮修志时把木兰改到了《人物传》中。刘奕云得知情况后，参考自己十余年积累的资料，撰写了《从<木兰诗>到木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以详实的资料、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木兰只是一个有一定原型、而又未可确指的文学作品人物。
知识填补内心空白
刘奕云的老家在与颍上隔河相望的霍邱县。他1964年参加工作时，做的并不是文史工作，而是在当时的阜南县人民银行工作。工作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没有加入任何一派，也没有到大街上参加各种游行。为打发时间，他常常和在文化馆工作的好友杨霁成躲进当时的县图书馆，专心致志看起了各类图书。
“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与杨霁成志同道合。早上起来到食堂买几个馍，再灌一瓶开水，待在图书馆里一天都不用出来。”刘奕云回忆说，当时的造反派学生搬了一些书出去批斗，更多的图书则被封在了图书馆里没人敢去翻。他就整天蹲在里边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段时间里，刘奕云接触到建国以后出版顺序较为完整的《文物》、《考古》杂志，渐渐对早期汉字和金石古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除研读大量文史方面的专业书外，刘奕云还翻阅了很多中外名著。
十年动乱期间，刘奕云一直与各种书籍为伴，每当听到窗外游行的学生高喊着口号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时，他都沉浸在一片书香之中，潜心研读各类文史资料和学术著作，用知识填补内心的空白。
投身文物收集保护
阅读的同时，刘奕云偶尔也会同好友杨霁成到废品收购公司寻找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东汉建武十七年铸造的铜五铢钱范、魏晋时期的铜刁斗、皖西北苏维埃政府铸造的铜元，都是他们从一大堆废铜烂铁中拣出来的。后来，国家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从阜阳博物馆选调的两件文物，其中一件就是这件东汉五铢钱范。
“文革后期，我们两个经常到废品收购站去找东西，因为那里有很多从农村收购来的铜器、铁器，准备拉到南京炼铜厂去冶炼。”刘奕云回忆说，“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凡是解放前的金属器物、寺庙里的铜像，砸烂后全被送进了废品收购站，这里面有不少国家一、二级文物。当时，这些东西大多被装在麻袋里，堆在废品收购站的一角，储备到一定的量就运往外地的钢铁厂或者炼铜厂。如果没有及时收拣起来，很快就会被扔进熔炉里化成了铜水或铁水。刘奕云收集到的这些文物全部上交给了当时的博物馆。
1978年，刘奕云主动要求到文物部门工作。之后四年间，他先是参加了省里组织的文物普查，按照程序把阜阳城隍庙、刘公祠、资福寺等七处古迹上报，并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着，他又向市政府申请资金修缮奎星楼和文峰塔，对啤酒厂内的东岳庙进行抢救性保护。
潜心临摹阜阳汉简
1977年，地方文物考古部门抢救性挖掘了阜城西郊的双古堆汉墓，一大批作为陪葬品的竹简、木牍先后出土。其中，1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在所有的陪葬品中显得尤为珍贵。为保护这批文物的完整性，阜阳汉简被送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进行整理。“清理墓葬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墓室早已经进水了。由于存放简牍的漆笥朽坏，这些竹简的纤维质已经溶解粘连成一个整体，类似于现在的木头桩子。”刘奕云告诉记者，这些竹简一直泡在水里，刚挖出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上面有字，一旦接触空气和阳光很快就朽了，有些还因为脱水开始扭曲变形。
据原阜阳地区博物馆馆长、著名文博学家韩自强回忆，1982年，阜阳汉简在北京首批整理出的《仓颉篇》和《诗经》等待发表，由于出版社要求必须把汉简的临摹本附在释文之后发表。刘奕云是当地的古文字研究专家，韩自强就请示当时的阜阳地区有关领导，抽调刘奕云赴京临摹。接到任务后，刘奕云放下手头的工作，专程来到北京，根据竹简上的文字一笔一划地临摹。“竹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一笔一划写上去的，而且都是汉初尚未定型的隶书，属于小篆向汉隶过渡时期的文字，大小跟小指甲盖差不多。”刘奕云回忆说，要把这些汉字准确临摹出来，首先要熟悉文字的形体结构，吃透笔法走向，然后再根据实物用毛笔临写。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刘奕云出色完成了首批汉简的临摹任务，回到阜阳。1983年，第二期《文物》杂志发表了他临摹的《仓颉篇》；1984年，第八期《考古》杂志发表了他临摹的《诗经》。一时间，阜阳汉简在国内外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其中，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全日本书道联盟会报》，报道了日本书法界考察阜阳汉简的情况，并转登了刘奕云临摹的《仓颉篇》。
《可在轩集》的由来
退休后，刘奕云打算把自己多年来撰写的一部分文史研究论文结集成书，先后出版了《中国酒林之葩·阜阳酒文化》和《可在轩集》。其中，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份出版的《可在轩集》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出版社打电话来说，需要给这个集子取一个合适的名字。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找到好的书名。”刘奕云告诉记者，有朋友建议他以自己的书斋命名，可是他做了一辈子学问，却一直没有为书斋取一个雅号。
思来想去，刘奕云引用了《列子·杨朱》篇中的一句话“可在乐生，可在逸身”。大意是，杨朱在鲁国游览，与当地的孟氏对答，列举原宪因贫穷损害了生命，子贡因经商累坏了身体。杨朱认为，正确的办法在于使生活快乐，使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于是，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可在轩》，主要是取这句话中“正确的办法”之意。于是，阜阳文史界便有了今年10月出版的《可在轩集》一书。
退休后，刘奕云并没有把研究了半辈子的学问丢在一边。每天上午，他都会安静地呆在书房里，翻翻以前参编的地方志，查查当今文史研究的新成果，在数千册的图书资料中准确翻出一本需要查阅的书，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他早已对这些图书的位置烂熟于心。刘奕云说，退休后，他对时间的管理比较粗放：上午读书，外加接听后生学者的咨询电话；下午接外孙放学，顺道锻炼身体。习惯了退休后的自在生活，读书看报、写字、撰文，都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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