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击证人辨认措施的现状及制度构建
□齐献利
目击证人辨认措施在我国刑事侦查中也广泛运用，但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法定措施，对辨认结论也没有明确其证据属性。仅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对于辨认措施有规定，且这两部法律规定有诸多矛盾之处。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混乱。
目击证人辨认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刑事诉讼中的薄弱环节。案发时观察条件不理想、辨认人的记忆错误、辨认人潜意识的偏见、辨认时侦查人员不当的暗示等等都可能导致错误的辨认结论。此外，辨认实施中一些违反程序的做法，也会侵犯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使辨认结论无法成为合法证据而进入审判阶段。
我国目击证人辨认措施的法律规定现状主要表现为目击证人辨认措施不是法定的侦查措施，目击证人辨认结论不是法定的证据；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院对目击证人辨认的规定不尽一致，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严重不足。
我国目击证人辨认措施的实施现状主要是侦查人员对目击证人辨认本身的缺陷认识不足，侦查机关组织辨认没有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侦查部门组织辨认的条件严重缺乏。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击证人辨认程序的缺失：承办人员回避制度缺失；辨认分类不明确，缺少列队辨认程序；辨认前的询问程序“虚无化”，告知规则缺乏实质内容；辨认笔录不完善。
目击证人辨认出错的可能性极大，目击证人辨认错误又是造成错判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目击证人辨认的可靠性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针对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目击证人辨认和辨认结论的法律地位。要统一《规则》和《规定》，提升目击证人辨认的立法层次；明确辨认结论的证据地位，可以将其归为证人证言。同时，要建立完善辨认规则体系，包括建立承办人员回避规则，辨认程序的组织者不能是承办本案的侦查人员，赋予被辨认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回避请求权；建立辩前询问和告知规则，辨认前要稳定证人的情绪，要告知辨认人的相关权利义务；建立相续列队辨认规则，以防止目击证人辨认的错误；建立严格笔录规则，应当对目击证人辨认笔录的形式和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力求客观、真实、详细、准确；建立非法辨认结论排除规则，违反法定规则得出的辨认结论，原则上都应当予以排除，但如果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不因此而受到影响，也可以有限地予以采纳。
与此同时，要着重构建目击证人辨认中被辨认人的权利保障规则。一是要求律师在场权，在有律师介入的情况下，组织辨认的侦查人员会更自觉的管制约束自己的行为，实践中存在的辨认程序任意性操作的情况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这将有利于辨认活动的科学化、公正性。二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对辨认过程提出异议的权利，辨认组织者应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而不能不予理睬。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异议情况是存在的，异议是合理的，辨认组织者应当进行改正，如果经过审查，异议不合理，应向犯罪嫌疑人解释，并记录在案。三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辨认结果知悉权，这对于犯罪嫌疑人为以后可能进行的诉讼程序进行积极有效的防御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嫌疑犯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这也是程序公正的体现。
此外，还要完善目击证人辨认制度的其他配套措施。应加强司法心理的研究，目击证人辨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而不仅仅是法律程序上的问题。辨认人、犯罪嫌疑人、陪衬者、辨认组织者的心理活动都会对辨认结论的正确性产生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组织辨认的能力，要科学地组织好一次辨认，辨认组织者除了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有关辨认的交叉学科的知识和良好的交流能力。
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侦查辨认措施，影响目击证人辨认可靠性的因素很多，在现实案件中，证人的文化素质、对于报复的恐惧、辨认时的情绪状态、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证人的保护措施等都会影响证人辨认时的信心，进而影响其判断的可靠性。另外，作为一个复杂的主体，人在复杂的情境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本文前述的各种估计变量、系统变量。因此，今后应将实验室研究，对实际案件的档案研究、法律实际研究结合起来，心理学研究和办案人员联系起来，以更好的确保目击证人辨认结论的可靠性。
同时，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措施，应当在立法中加以规定，体现其法定地位，规定其操作程序，相关规则以保证办案人员早运用此项措施时有法可依，也确保被辨认者的权利得到保障。 （作者单位：界首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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