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滨海区域是我国最早的海盐生产地,古文献记载的“宿沙氏”,就是炎黄时期在鲁北沿海“煮海为盐”的部落,历代被奉为产盐行业的老祖宗 山东海盐,贯穿数千年的“咸味”

大众日报 2021-01-27 09:37 大字

盐场□ 本报记者 周学泽

本报通讯员 高杜康

目前,山东盐产量占全国的1/3,其中山东潍坊、东营、滨州等鲁北滨海区域生产的海盐产量占全国海盐总产量的75%以上。寒冬腊月,记者来到鲁北滨海地带,感受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咸味”。

古代海盐:卤水为主,海水为辅

渤海南岸,星罗棋布的盐业遗址和现代盐田雪海交织成亮丽的风景。

1月24日,记者走进地处广饶的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渠展之盐》展厅。根据历史记载复原的制盐场景沙盘,还原了数千年前古人“煮盐”的情形,展览柜内3组鲜活的人物雕塑模型分别展现了“摊灰种盐”、“淋灰取卤”、“煎卤成盐”等主要的制盐流程,几个造型别致的盔形器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博物馆副馆长荣子录介绍,这些底尖胎厚、形状类似头盔的陶质盔形器,为古人制盐用的器皿,来自南河崖盐业遗址群,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

南河崖盐业遗址群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南河崖村周围,东距莱州湾10余公里,遗址群南侧有一道古贝壳堤,小清河从遗址群南部穿过。该遗址群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食盐生产地之一,总面积约500万平方米,由60多个遗址点组成,其中,商末周初遗址53处,东周遗址12处(另有4处与早期遗址重合),汉魏遗址2处(与早期遗址重合)。

向北距离南河崖盐业遗址群不足10公里处,则是万亩现代盐场,一望无际的盐田银光闪闪,无数座盐坨堆积如山,呈现着一派忙碌的采盐、运盐、集坨景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王青著有《环境考古与盐业考古探索》一书,南河崖盐业遗址群就是他在2008年主持发掘的。据他考证,“盐宗”宿沙氏应是活动在山东北部沿海的史前部落,这说明山东北部沿海的海盐生产很可能在史前就已经出现。本区有近80处遗址出土商周时期制盐的盔形器,其中现今海拔10米附近以北地带是盔形器密集分布带,主要包括今天的滨州沾化、阳信,东营广饶,潍坊的寿光、寒亭和昌邑等沿海县市。

研究表明,海水的含盐量并不高,若直接煮海水提取食盐,燃料消耗很大,效率相当低。含盐量一般用波美度来表示,海水的波美度只有四五度,而地下卤水的波美度要比海水高几倍,结晶成盐的速度比海水要快,能节省成本,提高效率。鲁北沿海的古人很聪明,知道海水和卤水的不同,很早就打井获取地下卤水制盐。

根据《新唐书》等文献记载,鲁北沿海区域从唐代开始打井开采地下卤水,但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和广饶南河崖等遗址的发掘表明,本区从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用地下卤水制盐。其中大荒北央遗址东北距莱州湾16千米,2001年王青曾在此进行挖掘,据出土陶器推断,时间应在西周前期即公元前1000年—前900年,该遗址的出土物以一种陶制盔形器为主,这种盔形器多数在内壁附着有白色凝结物,对这种凝结物的分析检测显示,凝结物的碳酸钙平均含量约为10%左右,明显高于文化层土样的平均含量0.89%,证明凝结物是盔形器本身所有,也就是用盔形器来煮盐过程中产生的“水垢”。

山东沿海富含地下卤水,其中浅层卤水是全新世海侵期海水经蒸发浓缩后埋藏形成的。盔形器密集分布地带与卤水富含区域重合,正是商周时期的海盐生产区域,大多数制盐聚落远离当时的海岸线,应是开采浅层卤水生产海盐的,位于滨海地带直接用海水制盐的聚落只是少数。

草木灰用途的争论

现在我们吃的盐,不是煮出来的。据在鲁北盐场工作的工人介绍,现在制盐采取“滩晒”的方法,基本的生产流程是纳潮、制卤、结晶、堆坨。这种制盐方式可以上溯到我国宋朝时期的“平闽将军”陈应功。陈应功是福建人,发明了“晒盐法”,被当地人尊称为盐神,明朝的时候“晒盐法”传到山东。在明朝之前,山东制盐一直采用“煎卤成盐”的方法。

“煎卤成盐”和煮盐是一个意思。荣子录介绍说:方法是一人在火道旁烧火,两侧有人不断地从卤水池中舀出浓度合格的卤水倒入盔形器中。随着温度升高,卤水蒸发,继续向盔形器内添加卤水。煎炼卤水时,若没有即时凝结,可将皂角舂碎掺和小米糠一起投入到沸腾的卤水里,继续搅拌均匀,盐分便会很快地结晶成盐粒。同时撇刮漂浮在盔形器内的硝碱、钙类,待盔形器内盐煮满后取出。

王青的叙述更为复杂详细一些。在王青主持发掘的大荒北央和南河崖等遗址,都发现了面积达30平方米-40平方米的制盐摊场,摊场有大量草木灰堆积。王青认为,草木灰是制盐过程中的生产垃圾,同时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钾元素含量最多,为6%-12%,其中90%以上是水溶性的,以碳酸盐形式存在。草木灰中含有可溶性盐,能与盐土中的钙、镁离子发生化学反应,以此提高盐土的含盐量,所以他提出草木灰平整堆积的地段,应该是后来文献史料中提到的刮卤摊场。

王青分析判断,古代海盐的生产分为两步:一是用草木灰提纯卤水,这同时也是对草木灰的废物利用;二是煎煮卤水。

第一步:古人先将卤水泼在草木灰铺成的摊场上,经过日晒,产生盐花,再用牛肋骨制成的刮刀刮下带沙土的盐花。草木灰是脏的,这就用到淋卤坑。淋卤坑上面放木棍、草席,然后将盐土堆到席子上,用卤水浇灌使之溶解,高浓度的卤水就流到下边的坑中,这样沙子等杂质都过滤掉了。

第二步:将过滤掉杂质、含盐量很高的卤水放到盔形器里煎煮。一罐卤水煮一罐盐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煎煮的过程中不断添加卤水,这样盐分就一层加一层地凝结在盔形器的底部,一般结晶的厚度有五六厘米。

但对草木灰的使用,也有不同看法。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燕生东认为,草木灰是纯粹的生产垃圾,与制盐流程无关。

王青表示,古人偶然把卤水洒在草木灰上,由此发现其利用价值,这些都不难理解,草木灰事关当时煮盐流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环节,以及后世淋煎法如何起源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海盐生产遗址不但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显露出当时的生产关系。2008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和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专家联合对南河崖盐业遗址群1号遗址1000平方米区域进行发掘,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的樊丽明来到发掘现场,樊丽明专业是经济学,她看到现场有大量被打碎的盔形器,就从经济学角度向考古专家们提出一个问题:制盐的成本这样大,当时的用工方式是怎样的?

这一提问给王青带来新的思考。盐分结晶在盔形器底部,黏连坚固,只能打碎盔形器后才能取出盐,这确实造成成本巨大的问题,因为制作陶器对古人是不容易的。王青考察后认为,商周时期,盐业生产是官办制,而生产盐的工人应该多是征服东夷土著后俘虏的奴隶,即“工奴”,官营不用付给工人工钱。既然如此,盐当时也应是奢侈品,供贵族消费,很多老百姓是吃不起盐的。

管子和桑弘羊

古代社会产业单一,像盐和铁等手工业都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赋税来源的重要产业。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子为了国家的利益,主张“盐铁官营”,《管子·海王》为此提出“官山海”的思想,即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通过盐铁官卖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力。

管子为齐桓公解释何为正盐策时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否则“恶食无盐则肿”;同时,盐对于守卫国家也有重要作用,《管子·轻重甲》说:“守圉之国,用盐独甚。”圉通御,守圉即守御。

管子看准了食盐的广阔市场,认为应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市场,对于食盐这种重要物资,产供销要由国家统一控制。

管子对盐业的态度影响了历代统治者。西汉初期,以黄老之道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这个时期,盐业和制铁都属于鼓铸业——需要烧火的手工业,都是放开经营,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出于加强集权、抗御匈奴、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等需要,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提高,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

汉武帝死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皇帝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贤良文人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上述建议遭到了此时官拜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的反对,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廷臣桓宽将此次“盐铁会议”记录成书,史称《盐铁论》。

在这次争论中,桑弘羊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三问”:如果不执行官营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势力如何化解?这三项正是当时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也是贤良文人无法解答的。因此,“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的经国思想得以持续。

桑弘羊实际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将其扩大化和制度化。汉代很重视盐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那时北方设有15处盐官,其中山东盐官有10处左右,而且集中于山东北部沿海,这说明了山东盐业在全国的突出地位。

事实上,我国并不缺盐,从东部沿海的海盐到西部高原盆地中的湖盐和井盐,“盐”的种类和储量都十分丰富。古代盐铁等手工业一直在国家经济中担当重要角色,盐铁国家专营成为常态,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那时候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

随着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如今国家税收有了更多来源途径,盐税早已不是主角,“桑弘羊三问”所涉及的盐业问题也已不复存在,今天考虑更多的是合理膳食问题,而不是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权重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今天,“盐业”已不是单纯制盐,也超越了“两碱”原料生产,而是以海盐、溴素、苦卤、海洋生物等为原料,向精细化工方向发展,其中包括溴系精细化工、镁系精细化工等。盐的“味道”,更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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