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走近你我身边的精神病患者
□徐中成 本报记者 栾静 严芳
“把他关到里头吧,我受够了。”9月10日,中江县精神病医院,普兴镇清凉村的陈文武被妻子带到这里,“他昨天喝了点酒后又发病了。”今年40岁的陈文武已有23年精神病史,他有时会半夜去敲邻居的门,说对方要害他;经常怀疑妻子在外面有别的男人,甚至拳脚相向。“他总说自己没病,不吃药,昨晚犯了病,差点打伤人。”陈文武的妻子,这名结婚前并不知道丈夫有精神疾病的女人,眼中只有痛苦和无奈,她用哀求的语气对医生说:“就让他住在这里吧。”“他算幸运的,今天刚安排在走廊加了床位。”院长王西云介绍,中江县精神病医院设计床位300张,目前有465名病人住院。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能否得到有效救助,谁来给精神病人解锁?近日,记者走近精神病人,了解他们的世界。
一人患病,拖垮一家人
讲述
“我不想他回来。你如果接他回来,我就离开家。”9月10日上午,说起患精神病的亲生儿子,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救水村50多岁的钟标英情绪激动,态度坚决,下意识地拿起了墙角的锄头。
她身后的两间土坯房,堆满了垃圾等杂物。两个月前,谢昆就被粗粗的铁链锁在这里。
钟标英和丈夫谢贤尚肢体都有残疾,靠种点田和低保过日子,生活举步维艰。女儿在外地打工,已10多年没回过家。17岁的儿子谢昆患有精神发育迟滞症,让这个原本贫穷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他两三年前开始发病,有时打邻居,有时打我。”钟标英痛苦地回忆过往。有一次,儿子犯了病,拿着菜刀砍向她,钟标英头上缝了6针。实在没办法了,两口子只有用铁链把儿子锁起来,一锁就是两三年。
两个月前,在中江县组织的“解锁行动”中,谢昆离开锁链来到了县精神病医院。
延伸
像谢昆这样患病后被锁在家中的现象并不是个例。
“多数家人对精神病人藏着、掖着,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能拖就拖。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病人锁起来。”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10多年,王西云医治了太多的精神病人。
中江县永太镇县主村王静英今年才30岁,但病程却长达21年。从9岁患病,直到22岁时才第一次去医院做检查。“为什么不治疗不吃药?”面对记者的提问,王静英的丈夫一脸淡然:“没有钱。”
物质上的消耗、精神上的压力,让很多精神病人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会拖垮一家人。”
王西云介绍,按照医学统计方法,重性精神病患者约占社会人口的1%以上,据此推算,拥有142万人口的中江县,有超过1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其中1000-1500人因病具有肇事肇祸的破坏性——这一统计数据让人吃惊。目前,全县仅有4000多名患者信息被录入系统,并建立档案,纳入公共卫生管理。
“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病情容易反复发作,周期长,尤其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严重。”中江县卫生局干部文某说,“这是个需要关爱的群体。”
救助,医院不能成为最后一站
讲述
9月10日上午10点过,中江县精神病医院院子里,不少病人正怡然自得地进行户外活动。他们,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看电影,还有的在画画、练毛笔字,他们当中有的写得一手好字,有的将年画画得栩栩如生。
住院两个月的谢昆,在医生护士的照看下,每天按时吃药、吃饭、睡觉,状态已经好转。
54岁的退伍军人段凯,早已把医院当成了自己家。从1984年中江县精神病医院建院住进来,30年的时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但很快就回来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兄弟姐妹们分了家没人管他,年迈失明的母亲没法照顾他,村里的人也总拿异样的眼光看他。没地方可去,段凯又回到了医院。
因为是退伍军人,段凯属于优抚对象,他不必为医药费发愁。现在他每天坚持吃药,病情基本稳定。每天帮医院食堂做些简单的活。
像段凯这样把医院当家、无家可归的病人,医院还有十多个。
延伸
谢昆和段凯们是幸运的。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救助力度。
2004年,国家卫生部开展了中央补助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国家财政投入68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简称“686项目”。
2006年,国家卫生部启动了名为“解锁”的救助行动,把那些被拴在铁链上,关在铁笼、黑屋内,长期失去人身自由的患者解救出来,到正规机构接受治疗。
2008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印发,提出建立与“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工作机制相适应的精神卫生工作体系。
在中江,纳入公共卫生管理的4000多名重性精神病患者,由各个社区、乡镇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对其免费体检、上门随访、观察病情。如果是买了社保、参加新农合的精神病患者住院,一个月的3500-4000元的费用,自己只需承担20%左右。
政策越来越好,但是医院却经常遭遇尴尬。中江县精神病医院副院长蒲铃江就经常遇到病人“被甩”的事情。有的家属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就再也不见踪影;还有的病人达到出院条件后,医院把他送到家门口,家属却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的有效救治和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蒲铃江认为,“解锁”只是个小环节,而患者“解锁”后要回归社会,需要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等多部门的支持,社区和家庭也需形成合力。
回归社会,对他们来说困难重重
讲述
德阳市旌阳区柏隆镇清和村的胡石涛,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平时喜欢看鲁迅和海明威的书、喜欢听《致爱丽丝》、甚至还能说几句英语。记者见到的他,衣着整洁,神志清醒,说话有条不紊。“以前多能干的人,怎么就得了这个病。”胡石涛的母亲为了他没少流眼泪。
在父母和兄妹的帮助下,胡石涛没中断过治疗。他也是我们此次采访中,唯一一个24年来坚持吃药治疗的患者。
胡石涛从来不避讳自己的病,他结过婚生了小孩,但是因为病情复发,他主动和妻子离了婚,“现在想来,这是一段不该有的姻缘,我心里也很愧疚。”
病情渐趋稳定的胡石涛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份工作,这些年,他在弟弟的厂子里帮过忙,甚至去寺庙当过和尚,“我的目标只是能养活自己。”
延伸
实际上,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时虽然好,可一旦发病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哪个单位愿意接收?”
王西云认为,首先应该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其次要通过法律手段迫使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让监护人明白失职即是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为此要承担后果。”“政府能不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做点小事情,哪怕不要钱。”胡石涛妈妈的想法代表了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心愿。有业内专家指出,将这些患者集中起来管理,将更经济;散落在社会上牵涉太多人力、物力,反而会增加社会综合成本。
王西云对此也提出了建议:精神病人的康复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康复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康复训练的实施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精神病医院可以安排手工作业治疗,教病人编织、烹饪、服装缝制、制作玩具等,帮助患者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在生活中找到支撑点,让他们能重新进入正常的生活。
采访结束时,胡石涛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柏隆镇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镇上有企业专门组装打火机,他可以带回家来做。听到这个消息,胡石涛很兴奋:“我可以试着做一下。”
(为保护精神病患者隐私,文中涉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采访后记
要治病先得治“招医难”
“几乎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没有挨过打,受过伤。”采访中,蒲铃江向记者展示了胳膊上、脸上的伤,作为一个精神病科医生,从医多年,他已经习惯了。
在精神病医院工作,免不了被突然发病的病人攻击。护士们说,“挨了就挨了,从事这份工作免不了的。”
也正因为面对如此难题,愿意来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少之又少。以中江县精神病医院为例,全院一共只有14名精神病专科医生,一个医生至少要管50名病人。不仅如此,这些医生大多不是精神卫生专业,“各医科院校培养的精神卫生专业的本科生太少,都被省级城市、沿海城市抢去了,根本轮不到我们这种县级医院。”作为院长,王西云有点无奈,“今年招人,好不容易盼来5个名额,却因为只有9个人报名,没有达到开考比例,最终只能招收3个人。”
要治病,先得治“招医难”。与其他临床医生相比,精神病医生面临更大压力、更大风险。在此,记者呼吁:能否在待遇上适当倾斜以增加这一职位的吸引力?能否建立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政策,给医院更多的自主权?能否加强专业培训以增强医生的诊疗水平?毕竟,只有破解了“招医难”,才能根本上提升医疗品质,才能让更多病人得到专业高效的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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