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汉”字了得（三）

□罗学闰

项羽点起了“咸阳大火”，继而，秦汉相争的纷纷战火却烧旺了“汉朝的天命”。西楚霸王在“复封韩王成”时提出了一个苛刻条件：必须从汉王刘邦手里召回张良。在刘邦率军郁闷西行的途中，张良辞别刘邦归韩（项羽之计，砍掉刘邦“一只手臂”）。张良走就走吧，还一把火烧毁了栈道，惹得汉王将士一片哭骂（不懂张良的良苦用心：既防止敌兵沿栈道进击刘邦，又示意诸侯无意东归，主要是麻痹项羽）。

项羽见此，放放心心地率军东去。张良走了，有一天萧何（丞相）也“找不到人影”。在刘邦伤心的泪光里：萧何给刘邦带回了一个大将军（萧何月下追韩信，不是那个韩王信哦）。后来，就有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也有记载为“范目所为”），再有了刘邦平定三秦（关中地区）的辉煌战绩：在“不设防”的三秦大地打了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仗。

我们渠县人都知道“賨人助刘兴汉”的故事。公元前206年，刘邦受项羽之封，王汉中、兼有巴蜀。为“反楚建汉”的需要，又搞了一次“酒桌会议”征求意见。阆中人范目建言献策：征召賨人、组建劲旅、北定三秦，从善如流的刘邦，也素知賨人神勇，于是欣然同意，请范目利用声与威，组建一支精锐的“賨人兵团”。“賨兵”素有“神兵”之谓，在北定三秦的历史大剧中，“前歌后舞”又焕发卓异风采，刘邦高兴地说：此“武王伐纣之舞”，令军士宫人学习。成为刘汉王朝热门的“广场舞”（有说是“巴俞舞”）。我们巴文化专家们总觉得“巴人（賨人）助武伐纣”找不到依据，总是到《尚书·牧誓》中去苦苦追寻。我想，不如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把“刘邦的赞赏之语”作为“倒推的依据”。

三秦大地乃是有名的八百里秦川，它与山东平原和成都平原，是唐朝以前的三大粮仓。平定三秦，刘邦从经济实力上看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楚汉相争而刘邦完胜的关键因素。北定三秦，是楚汉相争的首战，更是刘汉王朝的奠基礼。为此，刘邦也“慷慨解囊”：“建章乡侯、慈凫乡侯、渡沔县侯”三顶“侯封帽子”给了“賨人兵团司令”范目，“亡秦范三侯”的美名千古传扬。刘邦把“賨人兵团”挽留不住，就把最优惠的政策“赐予”賨人族群，作为参战并取胜的“永久回报”。对于范目的“身份问题”：賨人还是巴人。是我们賨文化、巴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又一个“焦点”。阆中，曾经是“巴国别都”，说范目是巴人完全说得过去。但从史载“阆中有渝水，賨人常居左右”来分析，说范目是賨人也有一定道理。从范目组建“賨人兵团”的迅速，或可把他认为是“賨邑侯”（首领）。我有一个观点：放弃巴賨之争，共建巴文化高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賨，南蛮赋也。当代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也说：巴人呼赋为賨，是为賨人（巴人原来他就是賨人，賨人他就是巴人）。虽然我认为“巴賨异源”但也认可“巴賨合流”（这是族群融合的一种趋势）。至少在秦汉之际，巴人和賨人就已经完全融合，而统称“巴人”。还因为巴人有巴族人、巴国人、巴地人，所以，把賨人称为巴人也“没什么问题”。

“楚汉相争”的结果以“刘邦称帝”宣告结束。公元前202年2月，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联名上书，请刘邦即位称帝。刘邦先是假惺惺推辞（其实“三让”也是“古代礼仪”，属于孔子推崇的“周礼”），然后又顺水推舟（古有“天予不取，反受其罚”，今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于山东定陶（今菏泽市定陶区）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宣告了“刘汉王朝”的成立（后来才迁都西安），并昭告天地。为啥要“告天”又要“告地”呢？我们常说的“天王老子”（上有“天王”下有“老子”，合为“天子”），我们常说“老子天下第一”，“天下第一”的肯定是“天子”（皇帝）。所以，周武王（天子）要“替天行道”讨伐“殷纣王”。古语云：天者命也，地者运也（命运）。所以，朝代更迭就一定是前朝“失天命”而本朝“得天命”。我们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其实“天的命令”要靠土地及其“附着物”（人民）来执行（运作）。所以，皇帝的登极大典，一定要“昭告天地”。

请注意刘邦在“汜水之阳”即位，成为“陛下或皇上”，这个涉及“阴阳学说”。《周易》说：“太极生二仪，二仪即阴阳”。《易传》说：“太极动而生阳，太极静而生阴，阴阳互化”。看过一些资料，我总结说：“阴阳学说”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电脑的“二进制”缘于它，它更融进了“洋洋大观”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都知道“男人属阳女人属阴，皇天属阳后土属阴、日属阳月属阴、白天属阳夜晚属阴”。所以我们说“某人很阳光”“某人很阴冷”。在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都用“阳谋”（双方约起“打群架”，因以力胜），而且“很讲礼节”（对方布阵未完，绝不出击）。战国及其以后的战争都用“阴谋”（阴谋诡计，因有兵法，“兵者诡也”），也就没有什么“礼”可讲了，他们讲的是“战机”，往往“偷袭”或者“围猎”，甚至要“半渡而击”。

但是，对于山水的“方位阴阳”，不是“风水先生”就不太熟悉。简单地说，就是“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所以，常璩的《华阳国志》可以判定为“华山之南的地方志”。翻阅此书，地域范围大概既是“华山之南”又是“华夏之南”。我们都知道“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四个方位神”，镇守南方的“朱雀”，有时又叫“火凤凰”（属阳）；镇守北方的“玄武”，其实就是“龟蛇同体”（阴冷），这也可以判定出《华阳国志》的地域方位。有人或曰：“渠县汉阙”上雕刻的“朱雀在上”而“玄武在下”，好象他们镇守的方位是反的呀？！（问得好）。“渠县汉阙”全是“墓阙”，一般是“双阙”（沈府君阙可以为证），是建在坟墓前的“神道”（沈府君神道、冯使君神道）。何谓“神道”，就是“墓主人由阳界进入阴间的道路”，所以就会“阴阳换位”或者“颠倒黑（阴）白（阳）”。

或许囿于文史知识缺乏，我们曾经把“汉阙密布的地方”叫做“汉碑乡”，把“那里的酒”称为“汉碑酒”。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碑和阙的“作用完全不同”。“碑”用于“镇压鬼邪”，阙用于“引导升天”。好在这次乡镇区划调整，把“汉阙密布”的“水口乡”（有汉阙的村）和“青神乡”都划归“土溪镇”了。汉碑酒迁移到渠县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去了，还改了名称“汉杯酒”。原先的“青神乡”有山名为“大青山”又称“大神山”。据传，东汉车骑将军冯绲的家庙（济远庙）就在这座山上，上次陪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鲁奖获得者）去探访“大神山”，看见了相关的“碑刻”，证实了这个说法。其门联（已倒地损毁）云：江山如画，遥望蜀川八百里；风月无边，威镇渠州第一峰。因为冯绲生前为著名战将死后又“屡被封神”（土主），所以“大神山”之名比“大青山”之称“更合情理”，“土溪镇”和“青神乡”的“合二为一”，可以说是“懂历史讲科学”的。

扯得有点远了，其实也是“故意而为之”，因为渠县的“两汉文化”，在全国也“独树一帜”。前有賨人（巴人）“助刘兴汉”，后有东汉巴西宕渠人的“群星璀璨”。我又想起“宣汉县”的樊哙乡（已设镇）“也跟刘邦扯得上关系”，相传“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派大将樊哙（刘邦连襟，娶妻吕嬃）出征巴郡，在此屯兵。其实“宣汉县”也跟“刘汉王朝”有直接关系，东汉和帝二年、三年（公元90年、91年），先析分宕渠县设置宣汉县（治今达川区），又析分宕渠县置汉昌县（治今巴州区）。或许，南朝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也在搞“区划大调整”，当年“宕渠县”虽然“升格为郡”，但被严重“割肉瘦身”，先后有广安、邻水、垫江等县脱离“宕渠”这个“母体”。像“樊哙乡”以个人名字为乡镇“命名”的，我知道渠县也有两个：一个是改“城东乡”为“家让乡”（王家让，抗日名将，牺牲后在成都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另一个改“鲜渡乡”为“少愚乡”（郑少愚，抗日名将，中国空军最早的创始人）。可惜这两个乡的名字早已消失在乡镇设置的名单中，虽缅怀抗日先烈深情未减，但心中还是有些许遗憾。

还是接着说刘邦的故事。刘邦当了皇帝，当然也要“论功行赏、列土封疆”，他把“萧何论功第一”惹得“群情激奋”，尤其是“打打杀杀”（南征北战）的功将“心中不服气”（不安逸）。刘邦发表了著名的“功狗功人论”：他以狩猎来打比喻：众将如“猎获有功的狗”，只是“命令的执行者”，而萧何则如“猎人”，是“猎获成功的指挥者”。司马迁把这个著名的论断放在《史记·萧相国世家》里。原文：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者，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刘邦留下的“名人名言”真是络绎不绝，他灭秦灭楚而拥有天下，但他还是“很谦虚”。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段话常被后人引用，说明“致胜之道”在于“会用人才”。汉朝建国以后的高中级官吏，主要来源于“军功升迁”，除了张良、陈平、张苍、叔孙通、陆贾等“关键少数”外，“绝大多数”其实就是一介武夫，造成严重的“人岗不适”，让刘邦明白了“马上得之勿能马上治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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