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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仆寺在滁州

滁州日报 2017-09-22 10:19 大字

□文/王浩远张祥麟摄影/魏星

太仆寺是掌管马政的中央官署。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行军作战和运输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马匹的繁衍关系国家兴亡,因此,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

明太祖朱元璋占据应天(即南京)之后,即令在江淮地区大量繁养马匹,置群牧监于滁州。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设立太仆寺,统于兵部,专门管理马政,正式订立养马之法。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州、和州等地军民养马。选择滁州设立太仆寺的主要原因在于:滁州是朱元璋起兵之后攻克的第一座城池,曾在此驻扎十个月,对滁州的天时地利较为了解,滁州西南多山、层峦起伏,连绵数十里,山环水绕,草木丰美,适宜牧养马匹;滁州的父老乡亲敦厚质朴,堪当信任,战时滁地曾为义军的可靠后方;地理位置优越,滁州位于长江以北,与南京一江之隔,对南京具有拱卫作用,江淮各州县马匹来此地验查,就近征用方便易行,无需渡江前往南京。

洪武七年,太仆寺官署初设在滁城龙兴寺东。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建于城外西南三里的“丰山之阴”(今明光路与西涧路交口,原龙池街北,水泥厂区附近)。这里“四面夷旷”,平坦宽阔便于校阅马匹。丰山也被称为南京太仆寺的“官山”。太仆寺距丰乐亭不远,西依丰山,周围有两条溪水环流,树木葱茏。寺署构成一片完整的建筑群(《南京太仆寺志》载有平面图):正堂五间,前后厅及穿廊三间,东西为库房、主簿厅,宿舍环列左右。寺西有司马神庙,祭祀马神。寺左右有马厩、营房、牧马山场。成化十六年,寺卿方汉在寺内立题名碑,刻写太仆寺官员的名单。嘉靖年间两次重修并续题。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之后,改北京行太仆寺为太仆寺,而以原置在滁州者称为南京太仆寺,简称南太仆寺,与北京太仆寺划疆而治:顺天等府及山东、河南马政归北京太仆寺管理;两淮及江南马政归南京太仆寺管理。

太仆寺主官设卿一员,从三品,副职为少卿,二员,正四品或从四品、寺丞六员,正六品、主簿一员,从七品。正副职官阶高于当地州官品级。南太仆寺官员中有不少是名宦高士、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有明一代270年共有太仆寺卿145名、少卿125名在滁州任职。首任太仆卿为唐元亨。太仆寺志记载了十名太仆寺官员事迹,其中记载王守仁的事迹最多。大名鼎鼎的理学家王阳明担任过南太仆寺少卿。文徵明的父叔文林文森、冯公祠奉祀的冯若愚、冯元飚父子以及四贤中的李一鹏、高淖、王聚奎等3人都是南太仆寺官员。

南京太仆寺辖区广大,最初领属八监十八群马匹。洪武二十四年,定为十四牧监九十八群。前期,南京太仆寺所属各地种儿骒马数量,共三万七千五百匹,其中儿马七千五百匹,骒马三万匹。有明一代,南京太仆寺对于滁州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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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仆寺是历史上唯一设立在滁州的中央级政府部门,历史地位突出。滁州是两京官道必经之地,“金陵锁钥”驿使交驰,名宦文豪、三教九流纷至沓来,大大提升了滁州的政治地位。太仆寺官员协助地方兴办了一些务实利民之事,如协助地方官施政奏疏、赈灾减赋、修桥铺路、守城防寇。明代滁州城址范围得以拓展,与南京太仆寺有着莫大的关系。因南京太仆寺官阶较高,凡遇大事,滁州知州多与其卿、少卿商议决断。太仆寺官员协助地方兴办了一些务实利民之事。明代滁州城址范围得以拓展,与南京太仆寺有着莫大的关系。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太仆卿吴达可主持修路,会商相关机构地方名贤解囊捐助,滁州抵江浦“向之苦于崎岖湫隘者,今渐夷为康衢坦道矣。”又在州南十三里店建构便民亭。明崇祯九年(1636)正月,农民军攻打滁城,南京太仆寺卿李觉斯与知州刘大巩共同御敌保城,百姓免于兵燹之灾。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三月,朱元璋率义军一举攻占滁州。他在滁运筹帷幄,祈天谋人,培植亲信,扩充势力,支援六合,攻取和州,奠定推翻元政权的军事政治基础。以此为起点南征北战,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称帝,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滁州成为京畿辅地,被誉为“开天首郡”。洪武六年(1373)二月,朱元璋下诏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称南京太仆寺。南京太仆寺在滁州一直存续到明朝终结。

景区内部建筑

景区小桥流水,绿植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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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太仆寺维护与开发滁州风景名胜区。明代是琅琊山发展兴盛的黄金时代,南京太仆寺官员政暇好游胜境,崇敬欧阳品格,比况醉翁之乐,徜徉山水,寻幽记胜,创作了大量有关滁州的诗文,并在碑碣、崖壁之上题刻记文,或修建亭台楼阁,在他们的主持之下,对醉翁亭不断修缮、时有增益,陆续增添见梅亭(后人改名为影香亭)、“曲水流觞”、景欧亭(丰乐亭后)等建筑。徐陟、毛鹏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修建皆春亭(后人改名为意在亭),沈思孝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改建解酲阁,天启二年(1622年),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建宝宋斋,保护保护“欧文苏字”碑。其后多有造亭者,或记事咏物,传承诗文,或布局添景、便民游憩。凭此吟诗作记,评论时势,抒发情怀,感慨人生,表达的是他们对先贤的敬仰,对琅琊山水的钟爱,对滁州的人文关怀。万历三十八年(1610),南京太仆寺卿吴达可与少卿钱士完一同为琅琊寺重选住持,并为琅琊寺划拨田产,保护了千年古寺。太仆寺官员唐元钦、王汝训、张思忠还捐款在黄草洼建造了一座幽栖寺。滁州城西南之龙潭为朱元璋驻兵滁阳时求雨之处,嘉靖三十三年(1554),御史郭民敬修整御碑亭并建绎思亭,太仆寺少卿章焕作《绎思亭记》纪之。在保护古迹、开发新景的同时,太仆寺官员不吝笔墨,留下大量的摩崖题刻、碑刻,而其中碑刻又占了绝大部分,义理性命、长文抒情、大段议论,凸显了明代士大夫的风貌。

南京太仆寺因管理马政而设立,在其存在270年的过程中,给滁州及江淮江南各地居民带来了赋役负担,自成化起,“改征银,马日少。至正德间,遂开纳马例,囧政大坏矣”(清光绪《滁州志》卷五,兵卫志,马政)。尤其到明末,社会动荡,国力日衰,为筹备辽饷、剿饷、练饷之“三饷”加派,南京太仆寺为催督马价银两也曾横征暴敛,加重压榨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但是南京太仆寺对滁州的政治、经济、人文影响,成为遗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源,值得后人研究和利用。

南京太仆寺官员对明以后的滁州文化影响巨大。明朝一些名宦要员任职太仆寺,往游于中都、滁州、南京之间,在滁留下很多文化遗迹,或筑亭造景,或纪文刻石。正德七年(1512年),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在滁州龙潭讲学授徒,阐发“良知”之说,并作滁州诗三十六首。他门下的戚贤等一批弟子,日后都成为著名学人。又如书画名家文徵明之父文林曾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出任南京太仆寺寺丞、文林之弟文森也于正德七年出任少卿一职。文徵明因父亲、叔叔任职于南京太仆寺,长期居留滁州,与滁州文士结下深厚情谊,留下诗文碑刻,并为其父文林编辑《琅琊漫抄》一书。太仆寺官员任职滁州,多有诗文传世,太仆寺卿赵廷瑞于嘉靖十六年(1537)编成《南滁会景编》,将滁州历代——重点是明代官员们所作诗词文赋汇成一编,此后,太仆寺卿高耀、林烃、李觉斯等多为补益重刻,此书是南京太仆寺官员为滁州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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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仆寺景区鸟瞰

复建中的南太仆寺景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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