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良师”的激励与鼓舞下
《安徽日报》创刊之日，是我与她结缘之时。我从青年时代的成长，到中年在滁县地委主政，投入农村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一辈子为农民说一点真话，与报社的领导、编辑、记者们的培养、教育、支持息息相关，《安徽日报》就是我的良师，诸多往事铭刻在记忆之中。
在59年前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安徽日报社副总编欧远方同志到来安县调研，得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一头牛变成八头半牛》长篇通讯，便由县委办公室通知我与他见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只见一位身着中山装、眉清目秀、戴着眼镜的的干部正同县委刘万帮书记交谈着，我不由地觉得拘谨。“报告，我是陆子修，前来报到！”我的话刚落音，刘书记说：“进屋吧，安徽日报社欧副总编要同你谈谈。”欧远方同志和蔼可亲地说：“不要受拘束，坐下来吧，我们一起谈谈。”当欧远方同志听我汇报《一头牛变成八头半牛》通讯的构思、采访、写作过程，笑眯眯地说：“小青年，我这篇稿子写得不错啊！”我告诉他，我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发现的这个典型。欧远方同志听后对县委书记说：“好文章是深入采访的结果，来之不易啊！”还指着我说：“他是一个好苗子，注意培养啊?”从此，我进入了县领导的视野，时年19岁，经常被文教科抽调下乡当县委工作队队员，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1955年县委还将我保上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县委派我主办《来安报》，后又调到滁州报社工作，一直都是安徽日报社通讯员。15年的办报生涯，从事新闻业务的实践，省、地、县办报同仁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得到大家的指点、激励机制、应该说，这是我成长、进步的起点，时空虽隔永毋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滁县地区率先兴起联系产量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热潮。我见证了《安徽日报》对这块伟大的改革所起的组织、激励、引导、推动作用。农村改革的成功，《安徽日报》是立了功的。当时，我由地委政策研究室、地委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参谋位置进入了地委决策层，任地委副书记、书记，与《安徽日报》的交往更加直接、密切、亲切。亲身感受到一张省报的舆论作用对农村改革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量。
1979年春夏之交，多种形式的农业责任制，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姓社姓资”的争论尤为激烈。在这一情况下，《安徽日报》在夏收一结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凤阳大包干带来了夏粮大增产》的新闻，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联系产量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责任制好。从此，亿万农民渴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为滁县地区实行的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农村改革推向前进，为大包干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1985年是滁县地区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的第五年。“一年增，二年平，三年就不行”，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对大包干责任制的贬语。而滁县地区的实践，却作出回答：一年打基础，二年大增产，三年、四年上台阶，五年五大步。人均生产粮食2000斤，出售商品粮1000斤。一个三百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地区由责任制前吃粮国家转变为向国家贡献商品粮320亿斤。其奥妙何在？主要是稳定、完善、发挥责任制优越性，实行“五制并举”，即大包干责任制、经济合同制、干部岗责任制、领导任期目标制、干部岗位责任制、领导任期目标制、“六站一公司”的社会化服务制，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梅、许锡照等同志组成的采访组，对滁县地区作了专访，撰写了“大包干不是大撒手”等一系列报道，传播了滁县地区的做法和经验，使滁县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在1988年农村改革10年周年之际，我国农业生产出现徘徊。《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以“怎样突破农业徘徊”为题，开展全民大讨论。我撰写了《论农业企业化经营》一文，寄到新华社、安徽日报社，先在新华社内参发表。《安徽日报》见事早、动作快，将这篇论文在头版以一个半版面全文刊出，受到中央领导关注。后来，《人民日报》在“怎样突破农业徘徊”专栏，作领衔文章发表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十多年后，中央作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策，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企业化经营与产业化经营，虽理念视角不同，但实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足以说明，《安徽日报》对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思想解放，旗帜鲜明，敢于探索，善于引导。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为来安籍人士。此文获安徽日报创刊60周年《我与安徽日报》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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