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任蜀王朱椿：以诗书礼乐教化四川
《献园睿制集》中的与秦府书文献。（胡开全供图）
朱椿画像。（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朱椿站在按父皇朱元璋“非壮丽无以示威仪”指示精神建造的全新蜀王府前，这位刚刚20岁的年轻蜀王，心情一定是既激动又沉重的。激动的是，他将在这里施展才华、造福一方；沉重的是，他将担负起镇守巴蜀、礼教全川、恩泽西南边疆的重任。
洪武23年（1390）正月初一，朱椿就藩四川成都府。“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被朱元璋称作“蜀秀才”的第11子朱椿，在这里度过了33年漫长又短暂的岁月。33年中，他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用他的智慧，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最终使蜀藩安然无恙并顺利传承下去，直到大明王朝覆灭之时。
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他确立了“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战略执政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让治下的四川从饱经战乱创伤、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废墟中，逐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日渐富庶，“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新家园。
八岁封王
十五岁后被派到凤阳阅武
应该说，朱椿是幸运的。他出生在洪武3年（1370），彼时朱元璋已建立大明王朝，天下大势已定，政权日益稳固。不像其他兄长生在战乱中，生活不稳定，随时担心有意外发生。
朱椿生母郭惠妃，元末群雄之一、朱元璋崛起的“贵人”郭子兴的独生女儿，所以颇受朱元璋宠爱。
在安定的皇宫生活中，按照历朝皇室的传统，自幼“天资智睿，英敏而好学”的朱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当哥哥们在老家凤阳练兵以提高军事素养和军事指挥才能时，他正在皇宫中抱着“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专门选定的书籍“之乎者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朱椿的诗书气息比较浓厚，行为举止优雅得当，完全不同于父辈的草莽英雄和其他哥哥一介武夫的形象。打天下凭武力，治天下靠文化。或许，朱元璋是有意培养这个儿子朝这方面发展的。
洪武11年（1378）正月初一，朱元璋在“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思想的指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分封6个儿子为藩王的仪式，年仅8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
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藩王们都要去藩地就任，要切实履行“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藩屏帝室”责任。但朱椿并没有立即到成都就藩，原因很多。
虽然占据四川的大夏政权早在洪武4年（1371）就归顺了明朝，但要把四川整个局势捋平理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朱元璋还需要在川的将领们继续战斗，直到四川稳定下来后，才能放心地让朱椿前去统镇。
而且，朱椿才8岁，虽然贵为藩王，但叫一个小孩子去统镇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确是困难重重。无论如何，也得让朱椿年龄大一些、能力强一些后才去就藩。
还有，既然是统镇一方的亲王，总得有一个像样的王府吧？成都此前的皇城建制还是后蜀国留下来的，经过战乱早就破败不堪，更不符合朱元璋对亲王府规模的规定。
所以，必须得重建。但当时条件根本不具备，西南明军主力还在云南打仗，四川境内也没完全平定，四川的人力、物力还不具备大规模搞基础建设的条件。
所以，朱椿继续留在宫中享受难得的童年时光。洪武15年（1382），朱元璋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3年后的十月，15岁的朱椿接到朱元璋命令：收拾东西，去中都凤阳阅武（讲习武事）。
朱元璋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捍外患。”老朱家的天下那么大，还得靠亲儿子们去镇守。儿子们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学习军事技能，毕竟守江山时，武力还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
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龙兴重地。”洪武2年（1369），朱元璋定都凤阳，始称中都（中天而立之都的意思），也是老朱家祖陵所在地。把儿子们弄到老家去练兵习武，可见朱元璋的良苦用心。
朱椿到凤阳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辟西堂，以读书自娱”。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走到哪里，想的都是读书。
在阅武的闲暇时间里，朱椿召集儒士们一起探讨经史，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比练兵还来劲。他还经常教育身边的护卫、官员子弟有读书潜质的人，让他们各自都有所成就。
朱椿的这些举动，不但没有让朱元璋发怒，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反而“益爱之”。
洪武22年（1389），成都的蜀王府工程接近尾声，朱元璋把朱椿从凤阳召回京城。一番叮嘱后，朱元璋叫朱椿启程去成都就藩。
从此，朱椿开启了独力统镇并苦心经营四川的人生模式。
就藩成都
制定王府家法与哥弟交往
史料记载，朱椿是沿长江而上，通过岷江进入四川的。
民间有一些朱椿入川到成都的传说。朱椿一行走到嘉州（今乐山市）时，遇到江水上涨，又刮起大风，船不能前行。
朱椿虔诚地向天神祈祷。很快，大风停止、江水下降，船得以继续行驶。后来，朱椿在成都府东锦江街修建了一座五龙庙，祭祀水神。
抵达成都的当天晚上，朱椿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穿戴整齐的神仙前来迎接他。朱椿问神仙是谁，神仙说：“陈子昂也。”醒来后，朱椿下令，在成都府治北门外驿站旁边修建了一座射洪祠，把射洪土神迎到这里祭祀。
洪武23年（1390）正月初一，朱椿正式就藩成都。四川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对朱椿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尽管摆在朱椿面前的事情很多，都需要他决策拿主意，但“蜀秀才”忙而不乱，沉着冷静，心中有数。在他的统率下，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朱元璋封藩王，是给了藩王实权的。也就是说，藩王在治下可以行使职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只是后来随着削藩的推进，藩王的实权渐渐被收回去了。
建立家法，是朱椿的重要工作之一。尽管朱元璋制定有全国性的法律规章，但具体到蜀藩，制定地方性的各种规范，也是必须的。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从日本拍摄回来的世界孤品蜀王文集中的《献园睿制集》，第一、二卷就是朱椿的各种辞令、谕令文献。
《谕长史司》《谕三护卫》《劝学教》《赐指挥》《赐良医》《赐教授》《谕僧》《付纪善》等文献，是朱椿到成都就藩后，对王府内臣和外臣撰写的规范性文件。
他对王府的这些职务人员，并非面面俱到，不像现在非常正规地制定“一二三”的规章制度，而是有所侧重地加以规范。
如在《谕长史司》中，朱椿既给下属明确了职务职责，又确立了给予供养的内部政策：“今府中文武群臣，有垂白之亲者，或已在官，而或尚留故乡，其禄虽足以自给，然实际婚丧之用，皆于此焉出。所费至广，安能奉养而无关哉？今访问有具庆者，及父在者，母在者，定为三等，岁时给币藏，以助群臣之供养……若夫移孝为忠诚，有望于诸公也。”
胡开全说，朱椿创立的家法应该很好用，第六任蜀王朱申鈘还专门写了《谕本府文武官》和《谕承奉司》重申朱椿制定的家法。朱椿之后，继任的蜀王也或多或少地在模仿他，显示出其延续性很强。
朱椿还与其他藩王保持着书信往来。《献园睿制集》第四卷，专门收集了朱椿与各藩王府往来的书信。书信的主要内容，是朱椿与藩王们叙亲情、礼尚往来、谈论读书、劝诫教育等。
朱椿与湘王朱柏的书信最多。朱柏是朱元璋的第12子，排在朱椿后面。朱柏也喜欢读书，经常读书到半夜。即使在出征打仗中，他的包里都装着书，一有空就拿出来读。
朱椿与这个同父异母弟弟有共同的爱好，思想也比较接近。朱椿送了很多书给朱柏，两人书信中言语也很直接，不像与其他藩王那么客气。
朱椿与同父异母哥哥秦王朱樉的书信有5封。秦王赠送朱椿4000只山羊，朱椿非常高兴，认为这些山羊繁殖开来，“则他日用之不乏。”朱椿不忘感恩，回信说，“皆吾兄之赐也，其敢忘耶。”这就显得比较客气了。
朱椿与同母弟弟代王朱桂有4封信。对这个性格暴躁的弟弟，朱椿主要是进行教育、指点，希望朱桂能“历览河山之壮，仰思皇图之广；访古人之遗迹，询民庶之旧俗，以开扩心志”。
此外，朱椿与晋王朱棡的书信，主要是表彰他北伐的战功；与周王朱橚的信，主要收罗良马、鹁鸽等玩物；向楚王朱桢遣使牵羊沽酒，索要织布染色的色料；对齐王朱榑回礼送药；向潭王朱梓索要书籍等。
两次用兵
施行宽政以缓解社会矛盾
洪武时期，藩王掌握有实在的兵权。除3个护卫军的兵力外，遇到战事，不管缓急，驻扎在藩内的部队，都要听从藩王调遣。特别是镇守北部边境的藩王如燕王朱棣等，经常带兵打仗。
在藩内，当出现不可控制的社会动乱时，出动武力解决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朱椿自然也不例外。但史料记载，朱椿到四川后，真正只用了两次武力。
四川地处西南，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复杂。朱椿就藩成都不久，“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并在当地抢掠烧杀，祸患深重。
朱椿向朱元璋上奏此事，朱元璋派朱椿的岳父、凉国公蓝玉带兵前往大渡河平叛，朱椿也派遣都指挥使翟能、同知徐凯统兵1.3万人，跟随蓝玉前往。
黑崖关又叫三牙关，在今汉源县境内。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汉源时，曾在黑崖关与阻击的川军发生激战，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黑崖关在今泸定县磨西镇。
第一次平叛后，洪武29年（1396），四川松潘卫纳卜、薛卜、任昌等寨又发生叛乱，杀害官军，事情越闹越大。朱椿奏请派遣都指挥佥事尹林等人，带步骑兵5000人前去平叛。
这两次用兵，尽管朱椿有较大的军权，但都只是派兵，并没有亲自带兵出征讨伐。相比那些经常带兵出战的哥哥、弟弟们来说，朱椿相当于是在“纸上谈兵”。
两次用兵都因为少数民族，朱椿动了脑筋：为什么他们经常发生叛乱？原因在哪里？用什么好办法才能杜绝此事发生？
朱椿认真分析后认为：“多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原来啊，不是人家少数民族喜欢作乱，问题出在官府派去的治理者身上。
官府派去的官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不了解，没有足够的认识。官府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税过多、过重，有的官员甚至私下不公平交易少数民族物品，对他们任意欺压、勒索。这些都是发生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为此，朱椿重新任命了一批务实的官员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革除各种弊政，减免各民族地区的苛捐杂税，严禁各级官府以各种名义敲诈勒索。
同时，朱椿上疏朱元璋，“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除把蜀锦、蜀扇、香料等作为王府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外，其余的禁止任何官员向这些地区进行欺压勒索，尽量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
经过朱椿推行的一系列宽政措施后，四川百姓负担大减，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这也影响到了四川下辖的各级官吏及后世子孙，四川百姓由此安居乐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礼教全川
大搞文化建设并维修古迹
朱椿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能礼贤下士、选贤任能、善用人才。就藩成都后，他继续招揽人才，优待儒士，并在这些贤才的影响和指导下，确立了“以礼乐治西川”的治理策略。
除延请著名儒士，有“天下读书人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到成都做世子朱悦燫的老师外，朱椿还招揽元朝巨儒、新都人杨学可等，都以“宾师”之礼对待。
一次，朱椿到府学去讲课，发现博士（任课老师）们的薪资非常微薄，生活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禄米对老师们进行补助，规定每人每月一石米。
他还规定：“后世子孙皆如我饩博士。”从此后，朱椿的这个规定形成了定制，历代蜀王都遵循执行。
他还积极鼓励王府官员向他建言献策：“府中属官有能进昌言者，厚加礼遇，没世犹存恤其后。”谁能为他提出良好的建议，一定不会亏待，即使去世了，都要对其后人进行抚恤。
朱椿还开设义学，学校设在会通馆街，延请老师对王府下属文武官员的子弟进行教育。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项举措，显示了朱椿体恤下属的一面。
为使四川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思想上教化民众，朱椿想到了一个办法：刻书。
成都的雕刻术和印刷术，从宋朝以来就很发达。成都出版的图书，质量好，畅销全国。朱椿到成都后，更是“招致天下名刻书傭集成都”，所以四川名工巧匠众多，极大地推动了四川刻书业的发展。
明朝各大藩府都喜欢刻书，是明朝出版业的一大特色。藩刻本书籍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质量非常好，深受后世藏书家喜爱。蜀藩刻书更是排在各大宗藩刻书的前列。
朱椿刻书，是有选择性的，他把那些宣扬修身养德的书籍作为重点出版物进行刊刻颁行。《明太宗实录》中说：“（蜀王）遇古书可以表范厚俗者，刊印以惠后学。”
比如，为弘扬孝道，朱椿重刻了《孝经》《寿新养老新书》等；为官员树立规范，希望官员们“变浇为淳，改薄为厚，以诚意正心为学，以忠厚敦笃为行，以敬恭事君，平恕临民”，他刊印了《仕学规范》；为让世人学习前人的嘉言懿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他重刻了《自警编》《蜀鉴》《蜀汉本末》等。
这些书籍的刊印发行，不仅让四川人掌握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知识，而且使读书人、官员的言行得到规范，矫正了学风、官风。
明蜀王陵博物馆专家李泽良说，在重视文教的同时，朱椿还非常重视佛、道事务。宋元战争后，四川文化古迹破坏严重。朱椿颁布命令，要求各地保护文庙、学宫、佛寺、道观、神祠、古刹等。
他还重建、修建了多所寺观，如青羊宫、上皇观、中峰寺、万福寺、圣寿寺、云台观等，要求民众不得随意侵占寺观的田地、竹木等。
朱椿刚到成都时，去杜甫草堂游历视察，发现草堂“隘且就圮”，很是痛惜，决定“拓而新之”。浣花溪旁边的草堂只有故址，衰败不堪，他另辟一地，重修草堂，并题写匾名，撰写祭文，称颂杜甫“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往而不在”。
成都武侯祠，从南北朝到元朝一直是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彼此为邻又各自分开的。朱椿去拜谒时，认为武侯祠逼近刘备墓和庙不合礼制，决定进行调整。
他下令废去武侯祠，在刘备殿外附设东、西两庑，附祀诸葛亮在东庑，增祀关羽、张飞在西庑，把先主庙改名为昭烈庙，形成君臣合庙的新格局。但成都人仍习惯性地把合并后的昭烈庙称为武侯祠。
永乐21年（1423），朱椿去世，享年53岁。谥号献王，即蜀献王。葬在成都县北30里天回山（今凤凰山）。他一生所著诗文歌赋等，被收集在《献园睿制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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