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法治文化的地域特色
上古时期的司法鼻祖皋陶、春秋时期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管仲、宋代清廉公正的“包青天”包拯、近代“司法专才”许世英……数一数安徽省历史中
的法治名人还真不少。 12月1日，在“12·4”国家宪法日暨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民政厅联合举办了首届“安徽地域法治文化交流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就安徽地域法治文化特征、内涵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开“头脑风暴” （本报曾于12月2日报道）。本期编辑部选登部分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看安徽省历史法治名人的思想对我们现今法治的启示和作用。
理论研究要为实践应用服务
洪禹候（省司法厅厅长）：
研究安徽地域法治文化，一方面要融入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整体格局之中；另一方面要注重不同地域法治文化的整合，求同存异、去糟存精。比如管子思想中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包拯的“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都强调了遵法守法的重要性。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整合不同地区法治文化中共性的法治思想，形成安徽省具有普遍性的法治文化特色。研究要为应用服务。要加速法治文化研究理论成果转化，加快从非物质文化向物质文化转变，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法治文化作品，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用得上”，使得法治文化建设更接地气，更具影响力，服务法治安徽建设。
管子思想中的现代经济法萌芽
陈宏光（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
管子是我国法家早期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诚贾”，就是我们现今民商事法律中强调的诚实信用原则。管子主张国家权力介入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或用“轻重”之术，调节价格，使物资聚于齐国；或用“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好坏贫瘠征收不同的赋税）的财政税收政策，使“民不移”且税源充足；通过“时禁”手段，合理利用资源，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这些理论思想，涉及到现代经济市场规制、宏观调控、国家投资、资源开发等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子的法制思想里已具有了一些现代法制经济的萌芽。
包公家训的现实意思
何峰（合肥学院教授）：
千百年来，包拯几乎是中国清官的代名词，也是中国清明吏治的践行者。包公在晚年为后代子孙立下这样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大意是：后代子孙为官者，如有贪赃犯法而被解职，不允许回归老家，死后也不许葬在祖坟，不顺从我志愿的，不是我的子孙。包公要求子孙为官，要清正廉明。如今读来，包公不仅是对其子孙的要求，更是对后世官吏的警示。
古为今用推进依法治国
任韶斐（兰州大学MBA研究生）：
“依法行令，执法必严”、“执法要公，赏罚分明”是管子法制思想的一部分，在这些法制思想中，闪现着现代依法治国的因素，管子的法制思想对现阶段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参考价值。在依法治理上，管子对立法原则、执法理念、司法方式、守法形式都有十分系统的阐述。
为保证公正，管子对执法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提出在选择执法人选时，要注重“贤”、“能”、“德”，执法者不能“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即不能凭个人喜好愤怒进行赏罚），这些对我们当下考核、监督执法人员，很有借鉴。
“孝尊观”的法治文化
王裕好（青阳县司法局干部）：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地藏佛教文化中的“孝尊观”就集中体现了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还阐述了严重不孝父母的“法律责任”。
弘扬孝尊观，发挥传统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有助于强化当今法治道德底蕴。而传统美德也为我们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禁毒戒毒带来一些积极的启示。比如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可以运用其中“孝道”来劝说当事人，缓解家庭矛盾；在社区矫正和戒毒工作中，运用“孝道”来强化矫正对象和戒毒人员道德自律，以提升矫正和戒治效果。 ·胡向东本报记者周莹莹·▲图为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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