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丁育民先生??阮德胜
池州非同一般。古朴悠长的青阳腔、贵池傩、东至文南词、石台目连戏，在皖南大地上演绎着千年来的生旦净末丑；照远又照近的地藏王佛光，令一山生九华的沃土诠释着人性的大愿；最粘骨贴心的要数秋浦河了，那流淌着诗歌的清澈曾经涤去我出生的胎液、洗却我成长的泥污……从军廿载，尽管幸运于和平年代，遗憾没有经历硝烟的血炼，但战争之外的浪漫体味依然存在于内心的时刻。多年之后，回归池州，我由衷地感喟：故乡啊，您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地方。
我今日之所以能够以文为趣，与父母的深爱、故土的文渊、池州的诗情，有着必然的基因存在。还有，众师者的教诲与导引，恒定着方向、催发着力量。丁育民先生，正是此众中的重要恩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刚入高中一年级的我与学兄光子一起去报社拜望丁育民先生。当时，报社在主城区长江路与秋浦路交叉口、新华书店对面的繁华地段，一块不大的牌子上黑底白字地雕刻着时任县领导、书法家江文平先生的报头题字“贵池报”和标宋体的“社”，便划定了一个文气十足而又神圣的地方。贵池当时隶属安庆，1988年复设池州地区，《贵池报》也便改为《池州报》。进门时，有点谢顶但年岁不大的门卫严肃地询问我们两个毛小伙子找谁？光子老道地说是“丁编辑”。“是丁育民吗，他在上班。”中年门卫顺手一指，“那，从里边的大铁门旁的楼道上去，三楼经阳台走廊进门左拐的第一间屋，就是……”
贵池报社是三层青砖大楼，远看有苏式建筑的风貌。一楼是印刷厂，什么时候来，都是“咵哒——咵哒——”的印刷声响，却听不出半点噪音，反倒夏日清凉、冬季温暖，生息味儿很浓。二楼有一个大大的字库，成千上万的铅字在一个又一个方格里整齐化一，时刻等待着熟练的捡字员捡出它们去排成文字的墨香，成就天下阅读——丁育民先生曾领我去过字库，至今不知他意在何为？我一直觉得他是在让我认识汉字的重量。他请求捡字员捡出我的姓名并送给了我，三个五号黑体铅字，用线绳捆在一起当私章用，很在同学圈里牛了一阵。三楼是编辑部办公区，楼道中分着两排房间，很长，光线略有灰暗，便显得低矮。
光子来过，路很清。他敲响了与门卫说得一致的第一间房门。门的中间靠上的位置上钉着一个大大的蓝色布袋，是报社独有的信箱——十多年后在部队任报道组组长，我也学着做了一个，很实用：人不在时，报纸和信件都会稳妥地放在里边；若在里边工作，也不会因送报纸的通信员进来而打断思路——“请进！”屋里传出一声与贵池当地“小北京”普通话有着明显区别的声腔。推门进去，一位清瘦的先生将舔好的红墨毛笔插进瓶里，他推了推眼镜，“你们怎么来啦？没有课吗？”他一手将桌上一大叠稿子放进靠墙的一个钢丝方篮里，一手拉过后边的一把靠椅，“坐，坐。”他又要去倒水，被机灵的光子抢了个先。他坐回“吱吱”作响的藤椅上，启下眼镜，右手向后捋了两把头发，我看到了不少开始花白。光子在给他续水时说：“丁老，这就是小阮，阮德胜，写散文诗的，很有才气。”
“丁老好！”我站起身，随着光子的叫法怯怯地喊了一声。他那时才五十出头，心想喊“丁老”是不是有点过。其实那时报社的小青年甚至他的同龄人都称他为“丁老”了，既是对他是报社老同志的描述，又是一份敬重。也就是从这年秋天开始，我一直称呼丁育民先生为“丁老”。
“好，好。”丁老再次站起来，伸出手。我双手握上，他的手有些凉，应该是我紧张得过热吧，毕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报社编辑老师。
记得，我当时恭敬地递给丁老一章关于殷汇老街的散文诗，他看了两眼，很快便抬起头——这与后来在北京出版社遇到阅稿无数的知深老编一样，再长的稿子，一打眼，有多粗有多长便有个八九不离十，再翻翻中腰和结尾，基本上就有了定性——实在是一时不太适应丁老的口音，他的乡音很重。很快读到他的著作《李白游秋浦》，得知他是江苏宜兴人。加之我的激动，初见丁老只听进一个关键词：格调。他说“文学是要有格调的”。听是听进去了这个词，但内涵我却琢磨了二十余年，直到有一天在西安的夏夜读下韦庄《送李秀才归荆溪》一诗：“人言格调胜玄度，我爱篇章敌浪仙”，触类旁通地有所悟：格调是作家和作品的文学梦想与高尚品格。
实在是下午都有课，我和光子匆匆离开了报社赶回学校，丁老没有挽留，他将我们送到楼梯口，“有时间就来吧！”这是他的告别语。与他往来二三十年他都是这样：见面了说，“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告别时说，“有空来坐坐！”日常而质朴，仿佛邻里之间，丝毫没有雕琢和客套。
光子正在主持秋浦风中学生文学社，丁老欣然接受“顾问”之邀，并且在第一期社刊《秋浦风》面世几天后，《贵池报》副刊便选发了一组作品，我的散文诗《夏日的晚霞》在“春风杯”全国青少年文学大赛中获奖的消息也同时刊发，这对我们这班文学少年是多大的鼓舞啊，无语可表。第二年，我接任社长，报社记者给我做了专访，丁老又不悯版面刊发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足见他对文学社的支持和对我的关爱。
有了初次见识和光子对丁老“人很好”的推介，我很快就褪去了那种由文至人的“怕”。随之，顺着自己对文学的狂热，几乎一天一章甚至一天几章地创作散文诗，写好后就工工整整地抄好寄给丁老。可是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内，眼看着文学社骨干的作品四面开花，翻烂了学校的《贵池报》也看不到我的铅字。急得一个冬天几次上火，于是这边才交上期终考试最后一门的政治试卷，那边我就跳上客车进城到了报社。
丁老见到我，“放假啦？”
我点点头。
“考得还好吧？”丁老扭头到抽屉里翻出一摞子稿子。
“差不多。”我说。
“学习跟写文章一样，不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差得多。”丁老笑着说，“我出去一下，你先坐会儿，看看我给你改的稿子。”
丁老出门了。我伸手在他搭腿的旧褂子里暖了暖。我大致翻了翻那摞稿子，发现全是我大半年寄来的，再一页一页地细看，我大为吃惊。每件稿子上都有小楷毛笔朱批，小到一个标点和错字，大到作品主题的“三性”，有改动，有批语，胜过语文老师的作文批阅。我看得心服口服，也满脸火烧，盼着丁老回来，赶紧离开报社。
等了好一阵子，丁老才推门进来，他脱下有些发黄的纱线白手套，“哈”了几次手，之后又搓了搓脸，“今天真够冷的。你不冷吧？”
外边有太阳，也有风。
“还好，”我让开丁老的位置，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你这些稿子，没有及时退给你，考虑到你老接到退稿信，会影响学习。”丁老盯着我说，“应该说，有几章写得还是不错的，改改也能上版，之所以没有给你发表，你还年轻，又在上学，不宜这么快上稿，我故意压压，你能理解不？”
我点点头，其实不理解。
“稿子你拿去再细细看看我批语，对照一下当时写作的想法，会有帮助的。”丁老递给我一本《泰戈尔散文诗全集》，“你看会儿书，有个稿子得马上改改。”他抓过笔，开始工作，很快进入状态，见他时尔用笔端顶着下巴，时尔奋笔疾书。也难怪，作为当时安徽省唯一县级小报副刊编辑，没有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付出，怎能被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推为“名誉会长”？
我无心看书，几次都想告别，实在不忍打断他。
好不容易，等到丁老放下笔、直起腰。那时吃饱饭转背就饿、正在长身体的我，早想好了要到在烧碱厂工作的小舅食堂里蹭红烧肉吃去。可我正要开口，他说：“走，跟我回家吃饭，你小子有口福，菜场上正好有人卖野兔。”
原来，丁老刚才出门是去买菜，又送回家，告诉阿姨中午有客。可想，打一见面，他就准备我去他家吃饭的。
不敢拒绝丁老，出了报社，我坐上他的“28式”高架自行车，南拐长江路，穿过西街，上了翠微路，进到大修厂，在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旁下来。阿姨听到声音，掀开厚厚的门帘，一股暖气迎进了我们。阿姨又进厨房做饭，丁老给我泡了杯茶，我挨着他坐到沙发上，他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我一一回答。饭点上，他的儿女也都回来了，每回来一个他向我介绍一个。吃饭时，我小心着严格的家教：小孩不上桌。丁老便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他的儿女却夹着菜在一旁。阿姨的厨艺很好，红烧兔子肉辣辣的，很下饭。丁老一个劲地劝菜又夹菜，我不敢多吃，他夹多少我吃多少。依我的饭量和好菜，甩个三碗饭不是问题，可我看他家电饭煲不大，吃完一碗也只添了半碗--打小家庭教导：在外做客不能刮人家锅底--我做礼说吃好了，丁老也没有再坚持。
阿姨不让我收碗，我就有走的意思。丁老出门开了自行车的锁，要送我，我说不用，自己晓得走。
丁老拍拍座凳，“上来吧，我送你去车站。”
我只好又上了车。
丁老骑到秀山门时，刹住车，让我下来，他将车交给我，“你等会儿。”他跑着往红光菜市门边去了。
街上车不多，正午的太阳与细风干着架，不分胜负，一会无风又暖和，一会儿来风又冷起来。车子扶了不一会，手就有些吃不消，我左右来回地倒着插到口袋里，方才好些。
好在丁老很快就回来了。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正冒着热气。他将袋子递给我，又接过自行车，“你做礼，没吃饱吧？快趁热把这两个包子吃了。”
我再次坐上丁老的自行车，没有吃包子，内心比包子还热乎。原来丁老早已看出一个农村少年成长的需要，不仅仅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对礼教的维护。
到了车站，他还要进去给我买票，其实我没有打算回家，我要去小舅厂里，于是竭力推他回去。
“那好吧，路上小心。”丁老上车，突然又支下脚，回头对我说，“你还小，写东西以后有的是时间，学业不能耽误了。”
丁老的买的两个热包子进肚，真正饱了。
转业回到池州，我与一位编剧说到此段经历，他却“不以为然”，原来此类好事落在他们身上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他进而还说，丁老喜爱的文学后生不仅与本人交情至深，与他的夫人、子女都成朋如亲。
我听进了丁老的“劝”，自我地对文学有了减热，典型的例子就是配合学校暂停了文学社的事务，更多地时间投入到学习之中。每有新作，我还会第一份寄给丁老，每次进城都要到报社转转。丁老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给我发稿。要知道，那时候的报纸只有四开大小、一周三期，副刊的“九华”和“杏花村”有时一月才轮到一版，版面的金贵可想而知，同时那是个文学有面子的时代，我每一块“豆腐干”上报都无一例外地在学校掀起波澜。
1991年，又是一个冬季在自然的交迭中到来。我决定“逃离”高考，大言不惭地要“携笔从戎”。当我在很多老师和同学的疑惑中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丁老时，他略作停顿后，说：“好啊！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部队是所大学校，你只要把当兵当着上大学，你的人生不会没有精彩，况且你还有一支笔。部队需要文学，部队里也有文学……”这次，我才知道，丁老大姐、姐夫是红军伉俪，他也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好好地给我讲了一通部队生活和他所写的部队文字，实实在在地对我的绿色青春进行了一场预热。
等我再来见丁老，是到县武装部换装。那天，在和平路小街的武装部换上一身宽大的作训服后，我一口气跑到报社。遗憾的是我没有见到丁老，中年门卫说丁老下乡采访去了要好几天才回。不等我请求他，他主动要替我转告丁老我当兵前来与他告别的事。
入伍的日子排在日历上，撕一页近一天。终于挨到十二月一日，凌晨五点我们便集结在池州码头，将乘大轮去武汉，再转火车到古城洛阳的军营。那天奇冷，霜像小雪一般，似乎也是在考验着我们这批新兵。
我们进到候船室后，武装部领导便不允许送行的亲人进入。我家在乡下，是头天就住到城里的，父母送到公社就回去了，是哥哥一路跟到城里，当天他也回到另一个乡镇教书去了。来送行的很多是城市兵的父母们，他们都趴在候船室外的玻璃窗前朝里张望。我看见很多父母的泪水一串接着一串，他们还时不时地用手去擦拭因哈出的白汽成冰的玻璃。尽管我从离家到现在，没有流泪，但此时我多想玻璃后也有我的亲人。我不再去看玻璃窗……
我正在和同乡谈着接兵干部军大衣的帅气，忽然听到候船室门口一种熟悉的声音：“我来送送我的一个学生！”我扭头一看，是丁老。他穿着厚厚的棉衣，灰色的毛线围脖罩住了半张脸。他正在跟武装部的大个子耿部长说话，我想站起来却又怕接兵干部批评。
耿部长客气地将丁老引入候船室，并走到与几个接兵干部站着的队列前，他大声地问：“双桥的阮德胜在哪里？”
我举了一下手，耿部长、丁老都看见了。耿部长向接兵的高参谋简要介绍了事由。高参谋也说了说，他们已经关注到会写作的我。
“丁老……”我一时找不出话来。
“好好干，我等着你的喜报。”丁老走到我身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他从怀里拿出五本红色书籍递给了我，“我们当兵时都要立志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套《毛泽东选集》你带着，有空好好读读。毛泽东思想是不朽的，毛泽东的文笔也是盖世的。”
我接过书，“谢谢丁老！”
此时，船到了。接兵干部开始整队、点名。丁老再次拍拍我的肩，“记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们开始上船，我看丁老依然和耿部长，以及地委、县里的领导站在一起。
“进舱后，大家务必坐到自己的船位上，任何人不得出船舱！”高参谋在大声地告知我们。
起先我不知为什么？因为这时候送行的亲人们都允许到码头上，若我们出来告别，人集中到船的一边会有翻船的危险。
我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轮船，有新鲜感。这时，高参谋进到我的船舱，“阮德胜，船马上开了，你出去与你的老师告告别吧！”
我没有想到，一直以来连笑容都没有的高参谋人情味如此之浓。
我立到船舷上，除了接兵干部，只有我一个新兵。江风硬硬地拍打着脸帮。我顾不得冷，双眼探照灯似地很快找到了丁老，他在朝轮船里张望，风将他的围脖一端吹得一飘一飘的，他也几次在用手去撩被风吹散而挡住眼睑的花发。
“再见了，丁老！”我挥起手臂，突然大喊一声，吓得身边一位接兵干部朝我瞪了一声。“丁老，再见了！”
丁老也看见了我，也挥起了的手臂，厚厚的棉衣扯着他，看上去很吃力。
船开了，我转身进舱，发现脸上有了泪水--这是我从军路上唯一的泪水。
军旅的火热对接了我滚烫的理想，不忘丁老厚望，我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毛泽东选集》，古有脂评红楼、金评水浒，我要来个“阮评毛选”，在读到每篇文章时都写有眉批和感想，成了笑话，但足见青年之锐勇。新兵连的三个月，我写下了四十多章散文诗。几乎写几章发几章给丁老，很快《绿色的感觉》、《问候池州》等作品得以刊发。凡有短章见报，便能很快收到丁老寄来的样报。丁老寄的样报，每张都要用毛笔签上大名和日期并盖上副刊的公章，供作者留存纪念——这是我接触到的很多编辑老师中的独有。
有一天，政治处黄干事专门来到新兵连，将正在进行班队列训练的我“请”到会议室。他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报社工作，我说没有。他说有位叫丁育民的编辑，但凡有我作品见报，他都给机关政治处寄一份报纸。他说：“部队机关大院都知道我们新兵连出了你这个‘战士作家\’，首长很关心，你要继续努力，尽快成为一名部队所需的合格军人、优秀作家。”多年之后，我接手政治处宣传干事，丁老当年寄的样报还装在一个蓝色文件盒里，我很想取出来自己保留，想了想还是没有，希望后来有人再看到它们，会想到一位编辑对一位军人成长的关爱。
当兵的那些年，部队不断地派我到西安、洛阳、北京学习，期间黄干事语重心长地向我低语：要学会写新闻，这是一条成长之路。就这样，我暂时放下文学创作，专攻新闻，也就少了给丁老寄稿。再后来写长篇又不适宜报纸刊发，似乎与丁老断了联系。
一晃又几年过去，每当有所谓的“文学成绩”时，都会想到丁老，可偶尔回乡探亲，又打消去看丁老的计划，原因总是想写出一部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去见他，但对于丁老何时退休、身体如何、新居何处……讯息不止。这个时间，一直等到2009年我的长篇小说《父子连》问世。
在一位战友的联系和陪同下，我们在“三九”的第二天去看望丁老。此时，丁老已迁居在秋浦影剧院后的家属楼里。我们在剧院门前又遇到了诗人芮武，得知是去看丁老，他一脸遗憾，说真是有事，要不一起去看老人家多好啊！他也是丁老的学生。
拐过剧院，有一片菜地，一排排黄烟白在寒冷中牺牲着最外的焦黄保护着内在的清白。
“在这儿呢！”一声我熟悉的宜兴贵池普通话从上而下。
我抬头，看到丁老打开着四楼的窗户，竭力地将身子伸出来朝我们招呼。
“丁老！”我大声回应，“您快回去，天太冷。”
我开始往丁老的楼上跑，一口气跑到五楼，过了又下来，丁老正好开门，手里拎着两双布拖鞋。屋里很暖和，丁老在忙着倒茶，我和阿姨说话。阿姨的头发全白了，她大病初愈，我说小时候到家里吃过她做的红烧兔子肉，她笑笑说不记得了，说那时候到家吃饭的学生很多。
这次，我做好了丁老责怪我多年不联系他的准备，但丁老只字不提。他见我们不抽烟，就剥糖块。糖块是水果味，又甜又香。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成长和创作，他听得很高兴，几次说“老头子就知道你这个涓桥小子会有大出息”。是的，丁老称自己为“老头子”。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家称父亲，也是“老头子”。
“老头子退休却没有闲着哦，”丁老搬出他近些年出的作品，一部又一部签名送我。有《江南奇观大王洞》、《秋浦风采录》、《走进九华圣境》，有《千载诗人地》、《李白与九华山》、《丁育民小说选集·栖梦湖上的雾》，还有一本《千古杏花村》才是校本样书，连封皮都没有，也送给了我。我注意到他在签书送我时用“德胜吾友”，我汗颜难当。他还拿出他为小孙子拍的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发表上《安徽日报》周末上，画面是孩子骑在一个大西瓜上，题目叫《西瓜比我大》，很生趣。那天，丁老还支起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不久回到部队收到他寄来的四张照片。
丁老还低声对我说：“老头子在搞个大东西，你熟悉北京，到时候出版可能还要找你哟。”以丁老的名气和文笔，他的作品出版怎会有问题，我满口应下。
也是在这年，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文学艺术学院联合授予丁老“安徽省（首届）老作家文学贡献奖”——实至名归。
我比什么时候都想再在丁老家吃顿饭，一定不做礼，一定吃好吃饱，可又怕累了阿姨，便邀请丁老和阿姨到饭店去。他说：“上了岁数，不方便了，你们来，老头子比吃什么都好！”
又过了几年，转业回到池州，又恢复了与丁老的联系。有一次他短信让我去他新搬的水木清华小区一趟，他体谅众人的忙碌，很少有这个要求。我想必定有事，便匆匆赶往。见到面，他开门见山地拿出厚厚一摞书稿，说：“这回你真得帮助老头子了，这书，几个出版社不敢出。”受党教育一辈子又几十年工作在党报的丁老怎么会写出版社不敢出的作品呢？我在翻书稿，丁老在旁边解释。这是一部30余万字的人物传记，传主是全国政府参事楷模郭崇毅。问题出在作品将郭崇毅定位为：“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情况的人”，这个似乎成了出版时可能视为的“政治问题”。我一时无措，但我相信丁老，更相信丁老的判断。我说此书必须交付国家级出版社，因为他们对此类问题把握得会更准。但是后来我联系过几家社，他们都“不敢”，倒是两个书商愿意“自费出版”，我实在不愿意丁老的泣血作品成为商人“两头吃”的工具。丁老的这个忙——他平生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请求——我没能帮上。好在，丁老的作品很快引起国务院、省政府参事室的重视，两级参事室主任作序，于2015年开年之始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丁老的心愿。
一方地域，有丁老这样的学者，不会丢了历史，不会断了文化，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圆融在热土里，随时去承接每一份新的芬芳。
一个人生，有丁老这样的恩师，不会迷失方向，不会枯竭力量，因为他在每一个坡下停留，随时去推动爬行的车轮——我，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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