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江边
[摘要]杨四海
那场大暴雨来临前已有先兆。清晨时分，太阳刚一露脸，即被黑云遮蔽。天气异常闷热。空气湿度很大。到处充斥着水分：各个船舱墙壁在返潮；盥洗室里的那面镜子蒙着一层细密的水珠；衣服穿上身是潮济济的，觉得很难受；当我向对岸望去，由于能见度欠佳，东至县大渡口镇堤岸犹如在雾气中，一片模糊；连堤岸下的那些柳树，也模糊得变成了灰黑一片，我只能从江水那微弱的反光中，才能分辨出堤岸和江水的分界线在哪里。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空变成瓦灰颜色，远处隐约传来轰隆隆的雷鸣声，虽然微弱、沉闷，却有力量，我感到了甲板在颤动，并发出金属被轻轻撞击的那种响声。暴雨来临之前，江面显得异常平静，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平静。长江海事甚高频电台信息频道连续播报着三级(黄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通告。在港船艇的水手们，也在检查本船缆绳是否牢靠地系结在趸船的带缆桩上。长江安庆段所有轮渡船都按照禁航令，泊锚于各自渡口码头。江面上行驶的小吨位船舶，也在寻找安全水域或港口，将要就近锚泊。
悬挂在舱门上方的电子钟指向下午四点十五分。一声炸雷响过后，天色陡然变得一团漆黑。按照操作规程，强对流天气且又电闪雷鸣时，船舶电源暂时关闭，所有船员也被船长告诫不得使用手机，若不是远处炽烈的蓝色闪电，咫尺之间，我也看不到同船伙伴们的脸，但还是能够从他们说话时嗓音调值的高低中，知道谁在跟谁说话。其时，一个人在问，我的天哟，这天怎么这么黑，黑得好瘆人。另一个人在答，别急，等一会儿，雨一落下来，天就会亮起来的。这一问一答的，是水手长老许和船长老沈。
还是那个下午。2013年4月29日的下午。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终于落在4月29日的下午里。具体时间是在16：25———17：00.。必须说明，这“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并非是我对那个下午降水程度的夸张，它仅是我对当天气象预报和当地媒体多次跟进报道内容中这些关键词一再变化的复述而已。
几乎所有的雨都落在那个下午里。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凶狠的暴雨，它还挟裹着冰雹，砸在甲板上。西北风也在暴雨降落的那一刻突兀而至，它掠过城市天空，刮过防洪墙、刮过堤岸、刮过江滩、刮在江面上。飓风在船的两舷刮出尖利的唿哨声，船在剧烈地摇晃。缆绳在风雨中吱吱嘎嘎地作响。桅杆上的湿透的旗帜，因为风力巨大，不再垂下，逆风扬起，呼啦啦地扯出布的响声。
几乎所有的风都刮在那个下午里。这样的暴风雨，数十年来，我是第一次遇见。当暴雨从天空落下来的时候，其炽烈程度让人恐惧。在我的视野中，那些密集的雨，与飓风集结为一体，不见一丝雨的缝隙，已不是往常我们所看到的雨点或雨线，犹如工业锅炉喷出的蒸汽，但颜色微黄，疯狂地涤荡在天地之间。即使在暴风雨最激烈的那个时间段，我看不见舷窗外五米之外的任何事情，但仍然能判断出那一声声清脆而又沉闷的轰响，是来自码头之上———江边公园中那一棵棵柳树或杨树被风折断，然后又轰然倒地的声音。
雨停住的时候，风势已收敛，但还在轻轻地刮，风向已转向西南，天色也渐渐地明明亮起来。防洪墙外街道路面上到处积满了水，到处都是折断树桠或连根拔起的大树，有一棵大树砸在路边私家车的顶棚上；还有从阳台上刮下来花盆、高处掉下来的商家广告牌，房顶掀下来的凉棚；也有一些助动车和摩托车被急风刮倒在路边，它们一律朝着风刮过去的方向倒去，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第一辆刮倒后，紧跟着，一辆接着一辆，一下子倒下了好多辆。
码头之上，堤下江边公园中的那些柳树，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倒下了好多棵，它们的命运与街道两边的绿化树没有什么两样，有的被拦腰吹断、有的连根拔起、有的被飓风摘去了树冠，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树干和几根枝桠。在自来水厂那高高的水塔下游方向不远处，那一棵我不知道树名的大树，它粗壮而且枝一叶茂盛，已在四月里结出扁豆形状的果实，一挂一挂的，吊在树叶间，煞是好看，但这棵树却没有在大暴雨中倒下，只有十根粗粗的枝桠被折断，青青的豆荚洒满了一地，它活在了那场暴风雨之后世界上……
暴雨之后，翌日上午八点整，长江安庆水位上涨10厘米，也就是吴淞高程9.08米。在当天晚间新闻报道中，这场暴雨被定义为“特大暴雨”———30多分钟的时间里，降雨量竟达到115毫米。天气预报是动力船舶《航行日志》必须记载的内容之一，因而我也知道115毫米的降雨量，对于30分钟的时间单位又意味着什么……
那场大暴雨对一座城市的袭击就发生在昨天。时间相隔如此之近，也许无须努力去回忆，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景象，也能历历在目。但我却这样想，在我写下类似这类“回忆”文字时，回忆并非只是回忆，那一定是我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那场大暴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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