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多情的土地
本报记者 尚原野 17岁时，吴秀娟第一次从上海来到阜阳，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一待就是30多年。退休后，她又回到上海与亲人团聚，但提起故乡，她总是说阜阳也是她的老家，因为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第一批插队的上海知青
1968年1月，吴秀娟从上海市南市区浦西中学毕业。那一年，浦西中学一共有6名女生、2名男生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踏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按照相关安排，卢湾区对口利辛县、徐汇区对口太和县、虹口区对口亳县，南市区对口阜阳县，浦西中学的对口单位是阜阳县老庙区公平公社公平大队。
“1月14日下午4点，成千上万的知青在南市区工人体育场集合，在数十万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乘坐数百辆公共汽车从南京路、外滩缓慢行驶一圈前往上海火车北站。”吴秀娟回忆说，这是上海市民欢送第一批赴农村插队知青，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在各方面都给予了优先照顾。为每个学生发放了一只大木箱、一条棉毯、两床棉被、胶鞋、球鞋、脸盆、热水瓶等生活物品。带着这些行李的吴秀娟踏上了开往蚌埠的火车，因为当时上海和阜阳之间还没有直达列车。
在上海火车北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列车开动的那一刻，对父母和都市生活的依恋瞬间涌上心头，一时的冲动和热情瞬间烟消云散。“刚开始有人小声哭，后来开始失声痛哭，整个车厢的人都在哭，就连车站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员也在暗暗流泪，这种酸楚强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吴秀娟回忆说，多年之后，只要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心里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昂与悲切，我都不敢相信它曾经发生过，而且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火车在夜幕中前行，城市轮廓渐渐消失了，同车厢大同中学67届的林元和（曾任县级阜阳市委书记）在手风琴和小提琴的伴奏下唱起了红色经典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此来活跃弥漫在车厢里的悲伤情绪。
“列车到达蚌埠火车站的时候是凌晨4点，接着到附近的剧场观看阜阳县梆剧团的演出，等待天亮后乘坐带篷布的军车到阜阳。”吴秀娟回忆说，清晨的天气出奇的冷，当军车行驶到插花公社集东头，一个叫罗静的16岁女生晕车呕吐，又怕吐在车里不妥，于是把头伸到车外，被紧急刹车避让的汽车刮在路边的柳树上，送到插花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这个上海姑娘还没到知青点就付出了生命代价，给大家的心头蒙上了一层灰色。 扎根阜阳不是一句空话
当时，阜阳农村地区的住房基本上都是土坯房与草棚，从三年自然灾害缓过气来不到10年时间，猪圈、牛舍与住人的土坯房区别不大。生产队的牛棚被打扫干净后就成了知青的临时宿舍。待每个知青的230元安家费到位后，新宿舍才能开工建设，但现实居住条件与青年学生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象相差甚远。
“1973年，我调到插花鱼苗场工作，1976年从阜阳地区卫校中医班毕业后分配到亳县县医院工作。”吴秀娟说，1983年，我在纺织医院中医科任主治医师，两年后任县级阜阳市政协委员，2005年退休。
在阜阳工作期间，吴秀娟成了家，很快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她和爱人把孩子送回了上海，由孩子奶奶代为照顾。“退休前，我跟我先生每年才能回去一次，退休后我们就常住上海了。”吴秀娟说，1988年，她通过返城的知青引进上海的资金与技术，促进上海东昌服装厂与阜阳针织厂联营两年时间，被阜阳市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
退休回到上海后，吴秀娟不仅实现了家庭团聚，而且还加入了服饰学会舞蹈队和闵行区旗袍爱好者协会，慢慢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现在，她的女儿已经在一家公司担任副总。“这次，我们舞蹈队专门带了节目过来，参加演出的都是老知青，大家跳得一头是汗都没有说一句累。”吴秀娟说，她对阜阳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毕竟自己在这里生活、工作了那么多年，回到上海13年了，说的上海话听起来像阜阳话，这都是阜阳这座城市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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