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象启年月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
◇纪象启
1975年5月，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回乡务农了，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村后，我还算幸运，大队(时称)让我干民兵排长，后又让我干林业队长(与试验队一体)，说是队长，实际上是领着几个“老弱病残”干活罢了，但不论咋说，还是个“官”。这年秋天，公社在后贾村举办三级干部(公社、大队、小队)学习班，村里让我参加了。
那时候公社开会，个人要带被褥，打好铺盖卷，再带上脸盆、毛巾和牙膏等用品，用网兜一扎，绑在自行车后架上，骑着自行车就去报到了。学习班的费用由公社每天补助五毛钱，自己带部分干粮，由所住房东负责馏馏，做点汤。俺村有四个生产队，一个队去一个人，共去五人，我们住在一位军属大娘家里。她家有两间空房子，是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房。据说她的儿子在云南大理当兵，儿媳未过门。这不，未过门的儿媳还没住上这新房子，我们倒捷足先登了。这房子有个里间，有顶棚，上面画着花花绿绿的龙凤呈祥图案，甚是好看。我们去的人中有两个女的，她们住里间，我们三个男的住外间。早上起来我们吃饭，一般是喝汤，吃干粮，就咸菜。中午吃馍馍，这是公社的补助部分。晚上，大娘常擀面汤给我们喝。我们五人中两个女的吃得少，三个男的吃得多，她们吃不了时，就匀给我们男的吃。这位大娘心眼好，对人和气，尤其是对年龄最小的我，另眼看待，甚为关心。至于这家主人的名字，我已忘了，我只记得主人姓周，住在村子的西南角。
一日三餐我们都在这里吃，给大娘添了不少麻烦，尤其是我，从小肚子就不太好，一换水土就闹肚子。这不，刚来这里第一天，就闹开了肚子，大娘看到我病了，脸蜡黄，没有一点劲儿，她就跑到村里的卫生室给我抓药，并给我开小灶，下挂面给我吃，那挂面里有鸡蛋、姜末和葱花。大娘把它端上桌后，我看她又在找什么。不一会儿，她拿着一个香油瓶子走到我跟前，她把瓶子倒过来，往我碗里倒香油，可晃了晃，才倒出一滴，我想，这是大娘家里唯一的一点香油了，却“便宜”了我。此时，我似乎感到那油香沿着我的鼻腔浸入到肺腑。看着跟前的大娘，犹如母亲在我面前……
那个年月，能吃上一顿白花花的挂面，还有荷包鸡蛋，那是乡村“最高”的待遇了。在大娘的关照下，我的病逐渐好了。我觉得不能老搞“特殊”，还得与大家“吃大灶”，吃大灶时，早晚饭吃窝头、就着咸菜、喝汤，中午炒一顿菜，基本上是白菜炖豆腐。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我也知足，感觉比在家好多了，在家里不光干活累，每天就是吃地瓜、窝头，而到这里享受起“白馍”的待遇。我们在这里吃的、住的都很舒心，白天学习，有时劳动，晚上和贫下中农开会，这使我开了眼界，虽说是没出自己的那个公社，可也觉得开心啊！
在大娘这里，我们住了五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况且还有幸遇到这样一个好心的大娘。那次闹病，由于我刚报到，不能回家，我觉得自己刚来就走，就让人笑话了，所以就坚持下来了。而能坚持下来，如果没有大娘的关照，那是很难完成那次使命的。
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有关消息说，我边防部队中有许多山东兵，并且从驻扎在云南大理的部队中抽掉了部分兵力，这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位军属大娘的儿子，他是否也参加了战斗？当时消息保密得好，人们也了解不到具体的情况。1981年，我毕业到滨州工作后，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曾两次到当年参加学习的后贾村寻找那位大娘，但最终没能找到，因为那个村已经统一规划了，再说当年我也没有记住人家的名字，虽说记得主人姓周，但这个村周姓户数有许多，也是不好找的。因此，找军属大娘这事儿就一直搁下来了。
由于一直没找到那位好心的大娘，自己长期以来心里感到不安，我想，那可是我今生出门遇到的第一位好心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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