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杜第一代西医杜宪法(三）
■是的，高杜美了！
日军占领北镇不久，杜宪法离开鸿济医院，开始了独立的行医生涯。在刘家集（今滨城区杜店镇）开诊所时，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医”。有个盘踞周围的土匪范道文，欺行霸市，无恶不作，以杀人不眨眼闻名滨县，因慕其医术想邀他做随从医生，杜宪法深知他的卑劣行径和在百姓中的口碑，断然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范道文随后又派随从到杜家楼他家里，利用和杜宪法妻子多少沾点远亲的关系进一步拉拢，并说北镇大集时，范会亲自来家中做客。果然，那天几个土匪携带礼品如期而至，几匹高头大马拴在院中的枣树下，好不威风。一见面范道文寒喧到：“今日来赶北镇大集，顺便来亲戚家叙叙旧。”杜宪法早知道他的来意，平静而坚定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今天不该来。”范听后仍不死心地说：“跟着我吃穿不愁，何苦做一辈子土郎中。”此时杜宪法已非常愤怒：“杜家世代清白家风，我怎么能让人戳脊梁骨！”几句话使几个土匪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鲁北游击司令刘景良，打起抗日大旗，一边顺应民意袭扰日军，一边招兵买马扩充地盘，发展到几个团的人马，一时名声四起。驻扎在阳信南、沾（化）滨（县）交界的韩兆坤团就是其嫡系之一。韩兆坤对杜宪法的医术最为了解，想请他去军营为抗日出力。杜宪法认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为抗击日寇理应效力。但他深知刘景良的队伍鱼龙混杂，有些人作风很坏，跟着他们干会遭人误解。于是就与韩约法三章：一是不穿军装、不领军饷、不在名册；二是随军行动，但不同住；三是行医治病不分军民，费用自收自支。韩当场全部应允。不久，根据韩的安排，他就携妻带女住进了阳信县南部的张营村开起了诊所，一住就是7年。在当地一提起杜先生，无人不挑起大拇指交口称赞。
在阳信县的日子里，表面看似风光，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风险。一天，天刚放亮，日本鬼子就进了村，杜宪法只好慌忙换上农装和妻子坐在房东的土炕上。敌人发现那么多药品产生了怀疑，认定他是为抗日武装做事，要连人带药一起押走。幸亏他一口咬定自己是房东大娘的儿子，开药铺的。房东大娘也拼命掩护，鬼子才只抢走了药品。
有一次，他去惠民县城采购药品，韩部派两名士兵乔装护送。路上，快到一日军卡子时，他感觉不安全，建议绕行。两个士兵却坚持先去探路，没想到被当场抓获，情急之下两名士兵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快跑。他急中生智，借着行人掩护溜到路边的高粱地里，装作农民顺着地笼地来回打着高粱叶，一直到天黑才返回驻地，为不知姓名的农家帮了一次义务工。过后听说，日军从那两名士兵的手上看出了摸枪的痕迹，把他俩枪杀了。
杜宪法医术高超，不仅博得周围百姓的赞誉，就是韩部的很多军官也争相与他往来，他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和关系，解救了不少百姓。一次，他随部队转移，慌乱中进了一个村子。几个士兵趁乱抢了一头山羊，后面一个老大娘哭喊着追赶，他看见后，急忙上前制止。可几个士兵不买账，端着刺刀围住了他。他镇静地喝道：“你们不是韩团长部下吗？我是他表弟，小心你们的脑袋！”士兵见这个一身长袍，书生模样的人有来头，连忙收起刺刀，把羊还给了老太太。
部队有个叫王晨的军官，在几年的相处中，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晨是受渤海区八路军某部马千里司令员派遣，打入韩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蒲台南关人），两个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和国家大事，来往甚密。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王在韩部做地下工作多年，杜宪法一直为其守口如瓶，并为他提供了不少工作上的便利。1945年，韩兆坤投降了日伪。杜宪法闻讯后十分愤慨，决定无论如何不能与汉奸为伍。于是悄悄找来好友王晨说：“你的身份我早有数，我也是不屑与土匪为伍，才出来为抗日做事的。国民党的所谓游击军我是看透了，军纪差点也就罢了，怎么能去当汉奸呢！我看八路军抗日坚定，你帮我联系联系，我愿意为他们做点事。”王听后以为是试探，应付道：“你想去投共产党吗？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杜宪法苦笑着说：“这个党、那个派我无心参与，我只凭良心做事，在外风风雨雨这些年，真想家了，不想在这里再混下去，可手下这些药品、器械应该归真正抗日的队伍。”一席话让王深为感动。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八路军挑走的药品足有八九担。就这样，他带上酒精灯、消毒盒、手术刀和银针等，用方巾一裹，夹在腋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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