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条条绒裤
■是的，高杜美了！
20世纪60年代，买什么东西都凭票证，大到粮、油、布、煤；小到香烟、糖块、火柴，离了票证很难买到什么东西。每人每年发布票一丈六尺，刚够成年人做一身单衣。1962年春节前，母亲为我即将结婚，用了她半年的布票，托人在百货公司买了七尺蓝条绒布，给我做了条裤子。谁有条条绒裤，那可是件很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不但自己脸面光彩，别人见了也羡慕，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条裤子。
条绒裤子春节前就做好了，过年我都没舍得拿出来穿。正月初六我结婚的那天早晨，才把裤子拿出来穿上，用熨斗熨出的笔直的裤线，显得格外板整，人显得更精神、潇洒。自穿上那深蓝色的条绒裤后，我就没敢蹲下过，光怕膝盖把裤腿的裤线顶出去，失去了它那挺直漂亮的造型。拜天地时，在摆好的香案前站好，主持人高喊：“一拜天地。”我左腿迈出准备跪下时，却发现地上铺的席子让人踩得很脏，我第一反应是别把裤子弄脏了，立马从香案供桌旁的椅子上顺手拖下个椅垫子放到席上，在主持人的指挥下恭恭敬敬地磕完了头，惹得周围看热闹的人一阵哈哈大笑。三天新婚后，我就把条绒裤脱了下来，叠得板板整整压在衣柜下面。直到“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要去体育场参加庆祝大会，我才又穿上那条心爱的条绒裤。
曾经和我一块学徒的一位与我同姓的师弟，因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不知因何事来到北镇。我俩在一块学徒几年，谁也没拿谁当外人，就热情地让他住在了我的集体宿舍。那天早晨，我去上班时，见他还在睡觉，就没打扰他。中午下班回到宿舍，他人不见了，可他的裤子却丢在了我的床上。我立马感到有点不对劲，心想，是不是他把我的裤子穿去了。我急忙把枕头拿开一看，发现我那条条绒裤果然不见了，这师弟真把我的裤子穿走了。心里那个乱啊，那个急呀，只觉着一团怨恨的怒火涌上心头。过了会儿，慢慢冷静下来，心想，我们都是老熟人，师兄好心让他住在宿舍，他能办出那种下三滥的事吗？很可能是他去别的单位办事，嫌自己的裤子太脏太旧，穿了我的裤子装装门面，显得体面些，晚上还会回来的。想到此，我心里舒缓了许多，也就放心了。可等了两天了，仍不见他回来，我的心又悬了起来。这条裤子是我最值钱、最体面的一件衣服，我能不急？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下午下班后，饭也没吃好，请了假，就到处打听他可能去的地方。经四处打问，听说他有个干娘在滨县县城开马车店。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我骑上昨晚就借好的自行车，直奔滨县县城。我找到那家马车店一问，他干娘说，从他调走后，再没有和她联系过。我一听，就像霜打了的茄子，蔫了。心想，这下完了，裤子是找不回来了，心疼得我说不出的难受。
正当我为失去裤子失魂落魄，闷闷不乐时，传来个好消息，一位工友告诉我，他今天早晨，看到那位师弟向道旭渡口方向走去。听到此，我立马来了精神，叫上我的好朋友张成基，借了两辆自行车直奔道旭渡口。一是兴奋，二是怕他过了黄河，再也无法找到他，我俩一路拼命蹬车。来到道旭渡口，俩人的汗水顺着腮帮子直往下流，后背被汗水湿透了。我跳下车，心急火燎地四处张望寻觅，突然发现那位师弟的身影已在船上。我不顾一切冲到船上，一把拽住他，把他拉下船来。刚把他拉下船，船就开动了，就差几分钟，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俩把他训斥了一顿，把他的裤子扔给他，他跑进个园屋子里把我的裤子给换下来，还给了我。当我拿到那失而复得的条绒裤时，眼里含着泪花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再被人抢去。我像寻回了宝贝一样，满怀喜悦，轻松愉快地骑车奔回单位，向我同宿舍的工友报告这一好消息。
国庆节前夕，我一位家是惠民县魏集公社的知己朋友来信，说他国庆节结婚，叫我前去参加他的婚礼。这天，我又穿上了那条条绒裤，收拾打扮了一番，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到了他家，朋友一眼就认上了我的条绒裤，把我叫到一边和我商量，要我把条绒裤换下来，借给他穿上去迎亲。我二话没说，立马和他互换了裤子，让他穿着我的条绒裤去迎接新娘，体体面面地做了个新郎官。
年复一年，这条条绒裤，伴随我度过了十几个春秋，虽然是补丁摞补丁，我还不愿意把它遗弃，最后缝补时实在是挂不住针了，母亲才用它打了袼褙，做了鞋子。
如今，当年那条条绒裤早已成往事。但是，每当我添置件新衣服时，我那条深蓝色、带有一道道当地人称为“地瓜沟”的条绒裤便闪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由衷地生出一丝酸酸甜甜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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