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词滥调叙旧事 □张馥楠
语言是人类心理表达和思维交流的重要工具,而单词则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在广大人群的使用流通中,则很敏感地反映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变化。随着历史的演变,促使许多词条处于变动的状态。科学的进步,生活环境的变迁,新的词语会不断产生流行,而旧的词也会渐渐在人们的记忆里淡化,甚至还离我们越走越远。
解放初期,江淮一带农村对人的称谓颇值得玩味。不妨举例一二:大家对身上有职务的人称呼好办,叫个张村长、李主任之类的官衔即可,还有称张干部、李干部的。当时文盲太多,甚至几个庄子都找不到一个识字人,仅仅能读通来往信的人,即为鹤立鸡群的人才。群众则叫他“张秀才”、“李秀才”,也有人叫他“张知识分子”、“李知识分子”的。当时称“先生”,一般泛指四种人,即教书(私塾)先生、种花(预防天花种牛痘的郎中)先生、算命先生和手捧罗盘帮人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农村土地改革时,工作队要先划阶级成分。地主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而贫农则是依靠的对象,也只有贫农才有资格当选为农会的成员。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故贫农是人们最羡慕的群体,“张贫农”、“李贫农”是那个年代最耀眼的人称代词。想来,这里自有中国农民的质朴、憨厚。
古人的信函大约有尺把长,所以叫尺牍,还有叫信简、函件、书札,不少人称之为“书”,人们都知道鸿雁传书、鱼书等典故,鲁迅先生与许广平互相的来往信,就是《两地书》。旧时书信往来曾是百姓通讯的唯一途径,而今天不少人离书信却越来越远,通讯事业发达得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短信、微博,不要一分钟就能发到世界各地。许多人过于依赖这些先进手段,可造成了一批人提笔忘字。有的大学要求学生每年都要给家长写封信,这倒是远见卓识之举。当今书信的结尾处常用此致敬礼,而解放初期多用此致布礼。啥叫“布礼”?就是致以布尔什维克礼。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只要人们一提起苏联,就会下意识地说“老大哥”。蚌埠人民电影院(原名维多利亚电影院,地址为现在的一实校汇金校区),放的影片除几部国产片外(如《七十二家房客》、《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几乎全是苏联电影,像《无脚飞将军》、《普通一兵》等,清一色的黑白片。电影院对门是华纱布公司,出售的几乎全是苏联大花布。为强化中苏友好氛围,提倡广大青年男女身着苏联大花布的服装。妇女最时髦的服装非“布拉吉”莫属,无疑这个连衣裙的叫法也是从俄语中舶来的。一时间,大有中山装向列宁装拱手相让之势。
旧社会,广大民众处于生灵涂炭之中,走投无路,逼得一些人加入了响马之行。尽管他们以抢劫掠夺为生,可从来不犯邮差,时而夜间走顶了头,也会做到道桥分明,各走各路。众所周知,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在舞台上,戏剧家们为此设计了“走边”连贯身段,武生把流寇响马诡秘行踪,刻画得惟妙惟肖。
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巨变,许多词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拙作列举几则“陈词滥调”,仅为沧海一粟。逝者如斯夫,周而复始日月星辰也让词汇变幻莫测。像当今盛行的抖音、拉黑、流量,人脸识别……若干年后,很有可能变成老古董,淡出人们的记忆,而今人意想不到的新的词条,竟被人们认可和流行。想来,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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