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蚌埠街看电影 □朱玉房
和平电影院(资料图片)到蚌埠街看场电影,顺带吃几个汤汁四溢的包子,喝一碗酸辣可口的酸辣汤,是我们童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惜,身在农村,常常食不果肚,包子、酸辣汤,就像老家与蚌埠街的距离一般遥远,遥远到只能用梦去触摸。
好在那时我们小学有点收入,星期三不上课时组织学生捡麦穗拾蓖麻籽,好在那时的老师敢于担当,敢于把一群蓬头垢面进城眼不够使的学生带进城,于是,到蚌埠街看电影才会嵌进我们童年的记忆,许多年后回味起来还觉得两腮生津。
到蚌埠街看电影的消息,老师一般头天宣布,并且下午提前放学,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所谓的准备,无外乎是回家让大人煮几个鸡蛋,烙点油饼之类的吃食,至于衣服想换也没得换,垢面想洗一时也除不净。或许是过于激动,规定的是八点集合,有的学生天刚蒙蒙亮就坐在了教室等着。看电影的队伍是一字长蛇阵排开,谁也不能超前,谁也不许落下。老师一会走到前边说说这个,一会走到队后喊喊那个。一百多人的队伍,沿着曲折坑洼的乡路,沙沙沙,沙沙沙,向蚌埠街进发。
记忆中,我们看电影的剧院以光明电影院、红卫兵电影院(即后来的和平电影院)为最。现在想想老师可能是考虑顺路吧——即便是迷路了,走丢了,我们只要问清方向,顺着铁路(蚌水线)就可以走回家。队伍走到大粪厂(现在的马场湖)附近停歇下来,学生原地休息,老师再次强调纪律,并发出威胁:谁不听话下次就不让他来!下次不让来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于是,我们一个个变得温顺乖巧起来,即便是像我这样平素调皮捣蛋的孩子,也按照老师的要求,老老实实地扯紧前边同学的衣服,一个挨着一个,亦步亦趋,一点不敢乱动,一点不敢放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蚌埠尽管很破落、贫瘠,可在乡下孩童的眼里,它是那样的精彩纷呈,是那样令我们目不暇接。宽敞笔直的马路,四通八达的街巷,南来北往的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一切都让我们陌生。新鲜、陌生,让我们不禁心生胆怯。自然,成队的农村孩子,似乎也成了一道街景,许多市民或驻足、或侧目。记忆最为深切的,是城里那些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孩子。他们追随着我们,边走边扯着嗓子喊:乡里老冤,一打一扛烟。乡里老冤,一打一扛烟。
的确,我们破衣烂衫的,脖子、衣服上都是尘埃,但这种侮辱性的语言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如果不是在城里,在我们的乡下,一对一的单打独斗的话,估计他们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可是,这是在城里,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我们敢吗?不敢!我们一任他们怎么喊。记得,那次我们的班主任朱广美老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顺手抓住一个城里的孩子,说:乡下老冤怎么了?就是这些老冤,将来不一定比你们差,如果你们生在乡下,还不如他们呢!仅仅就这么几句,结果那同学的七大姑八大姨闻讯赶到,手上撕撕扯扯,嘴里骂骂咧咧,最后还是校长出面道歉,此事才算完结了。这是我们到蚌埠街看电影每次必遭遇的尴尬事之一。
电影看完了,接下来就是吃饭了,这也是最为尴尬的时刻。想吃几个热气腾腾、满口流油的包子,喝一碗酸辣汤吧,钱呢,粮票呢?即便是家人给了一二毛钱,可农村人哪来的粮票?粮票只属于城里人。恢复高考后,老师在考前动员给我们时说:想口袋里有粮票吧,那就给我使劲读书,往死里读。许多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是掏出口袋里的凉馒头,在路边茶摊花三分钱买一杯茶,一口凉馒头一口茶,对付对付就行了。我们家七口人,只有父母挣工分,衣食难保,更无多余钱供我们饱餐,每次看电影都是哥哥书包里装二块玉米面馍,别人还能拿出三分钱喝茶,我们只好躲到一边啃冰凉、干硬的饼子。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光明电影院对面是家饭店,叫群力饭店。这家饭店门口大炉子上放着一口大锅。锅里烩着猪肺和粉条,满锅红彤彤的,油汪汪的,翻滚跳跃,浓香一股股袭来,撩拨着我们的馋虫。可是,二毛五一碗的价格,我们望而却步,只有喉结不争气地一次次上下滚动。有次,堂弟悄悄跟我说,他长大了,等有钱了,一定要到这家饭店来,买他几碗猪肺炖粉条,吃饱吃够。上次堂弟到我家做客,我问他想吃点啥,他脱口而出:猪肺炖粉条。哈哈哈哈,我们对视一笑。
至此,我想给当年那些老师们深深鞠上一躬,是他们给了我们那段记忆,那记忆仿佛为牛嚼咽下去食料,闲暇时,一点点地反刍,一点一点品尝,不知不觉中就会有种含苦食贻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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