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被贬那点事 □唐晓勇

淮河晨刊 2019-01-17 10:57 大字

作者简介

唐晓勇,男,70后。怀远县政协委员,怀远县作协副主席,安徽省作协会员。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300多篇,偶有获奖。

文人,指读书能文的人。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从古至今,学而优则仕,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怀救世报国之志,一腔热血地走上官场,施展宏图,为国尽忠。他们大多早期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诗圣杜甫曾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维曾写过“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李白曾写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们满腔热情为心中的理想而努力奋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翻阅古今却毫无例外地发现文人做官,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遭遇:被贬。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同时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贾谊,这是一个和屈原才华不相上下的文学家、政论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

蔡邕,早年拒朝廷征召之命,后为司徒掾属,任河平长、郎中、议郎等职,曾参与续写《东观汉记》及刻印熹平石经。后因罪被流放朔方,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

至于唐宋以后,遭遇被贬的文人更不胜枚举。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贺李商隐,苏轼陆游王安石,韩愈晏殊柳宗元。举苏轼一人为例。提起苏轼,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诗词大家,他还有另一种身份,就是身有官职的朝廷官员,二十岁那年他就考中了进士,称得上是年少有为,但仕途走得却并不平坦,做官期间他有过三次被贬的经历。

第一次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很大,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因文字狱被贬。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这一次苏轼似乎很无辜,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也再次被贬。

第三次被贬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比上次更简单,新派虽然已经在朝堂占了上风,但是为了将旧派彻底打击再无出头之日,新派对旧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打击,所有的旧派人员被贬了一遍之后,为了以防万一又再一次被贬,苏轼也在其中。

文人做官缘何屡屡被贬,细思起来有官场的客观,也有文人的特质。

官场是世间最复杂的江湖,各种利益纠葛,伴君如伴虎,皇帝喜怒爱好,不知道哪天就得罪了别人或得罪了皇帝,参你一本,上朝时可能还是好好的,下朝却就被贬流放。文人之所以叫文人,是因为他们大都有一定的才华,容易遭人嫉妒,再加上有的文人放浪不羁,在任意场合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势必遭他人反感,因此容易被贬。

再从文人和皇帝说起,皇帝也想有令人仰慕的才华和气魄,皇帝要想在百姓和臣子中树立威信,也想表现自己有才学。清翰林院大学士纪晓岚的对联和灯谜写得绝妙之至,乾隆皇帝有时就把纪晓岚写的对联或灯谜说成是自己写的,有一次,纪晓岚揭穿了皇帝的行为,因此纪晓岚被流放。从文人和文人之间说,文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而每个文人并不都是志同道合的。他们之间难免会有政治分歧和政治偏见。再加上学术上的“文人相轻”从而形成一定的派别。宋仁宗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主张政治改革,施行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激烈反对,新法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被迫罢相,八年再相,次年被迫辞职,退居金陵,封荆国公,同年忧愤去世。可以说,在政治斗争中,文人是最大的牺牲者,有的丢了官,有的甚至丧了命。

文人还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无比的好奇心,狄仁杰在破案过程中总能发现武则天的一些秘密,并予以揭穿。我们每个人在心中总会有些秘密,更何况是史上唯一女皇帝,因此,狄仁杰在破案之后总是被贬,有案后官复原职,调查案件,如此循环,以至终老。文人的性格大多不畏权贵,想做百姓心中的好官清官,而在古代官场上,“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却多数是官官相护,腐败成风。因此,他们致力于与这些不良风气作斗争,可是贪官太多、庸官太多,于是他们不得不长叹一声,道:“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了。

文人被贬,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因为贬谪,就有接近底层,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杜甫,尤其是屡遭贬谪之后,他获得了深入了解人民生活的机会,了解了民情,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并投入实际斗争,一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一面勉励人民参战。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爱国诗篇,使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赢得了“诗圣”的称号。

寄情山水,抒发苦闷。文人一直深受老庄超脱出世思想的浸润,当他们的人生道路(往往是仕途)遭遇挫折时,便委身于自然山水,从中寻找精神寄托。长期的贬谪生涯,消蚀着文人积极用世的抱负,他们只好把心放在和谐纯美的自然山水中,静静地疗伤,静静地抚慰,抒发忧思。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似乎非但没有抱怨,反而以山水为乐,遍游当地名川大山,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这些游记,往往于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对现实的不满。山水之乐,给了他精神安慰。他的山水诗,流露出恬然自适的欣慰,也表现出作者所向往的“云无心以出岫”的自由生活境界。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到安徽滁州之后,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还修建了醉翁亭。《醉翁亭记》写的就是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

推行改革,为民造福。韩愈被贬潮州后,为了兴办州学,捐出了在潮州任上八个月的所有俸银,用于乡校的办学费用。韩愈在潮期间,还“以正音为潮人诲”,也就是推广唐朝的普通话、从事语言规范化的工作。他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把中原的教育和文化带到了潮州,把原来一个近乎茹毛饮血的社会彻底革新。被贬柳州,柳宗元也没有因为被贬至穷僻之地而彻底绝望,而是在当地继续推行改革。他革除典卖男女的残酷陋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他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次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柳州人从不敢动土打井,在他的指挥下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了当地的饮水问题。柳州四年,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于四十七岁卒于柳州后,当地百姓为之立祠纪念。

参悟佛经,归隐田园。白居易贬九江司马,到任后,他丝毫没有被贬的痛苦,反而借助宗教经义、佛教教义来参悟人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表现出他旷达乐世的一面。为了避免牛李党争再次祸及自身,他不再过问政治了,不做朝官只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在洛阳度过了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使他丧失了前期“不惧权豪怒”战斗锋芒的,是他逐渐滋长的佛道思想。使他在自贬江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得以解脱的,是他糅合了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于是,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就产生了。王维早期因伶人舞黄狮子之事,被贬至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对其治下的开明政治积极支持。后因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的政局恶化,他早年信奉佛教的隐居思想就萌了芽,四十岁以后就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最终隐居终南别业,吃斋奉佛,生活极为优悠。即便安史之乱时追随玄宗不及,被迫做伪官,即便肃宗回京,他再度被贬,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他都对现实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漠不关心态度,效仿陶渊明归隐田园。到了晚年,完全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了。他的山水诗,虽然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有雄奇的自然景色,也有赠别的抒情佳作,但归隐后大部分的名作有着对现实的冷漠,有着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有人就把他推尊为“诗佛”了。

苦难造就文学,苦难成就人生。文人被贬,他们没有从此沉沦,没有彻底颓废,反而产生了无数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至今熠熠闪光,从某种方面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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