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开凿对安徽地区的影响郝红暖
[摘要]郝红暖
隋炀帝初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西起于洛阳，东经开封向东南流经今河南商丘、永城等和安徽濉溪、宿州、灵璧、泗县，在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水。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并以其为主干形成一个庞大的交通运输网，成为沟通中国南北的重要水运交通线。在历史上，隋唐运河对安徽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一、促进皖北地区水运网络的完善
水路运输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运输方式，隋代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也在于此。隋唐时期汴渠的流经线路最主要的是今开封—商丘—永城—濉溪—宿州—灵璧—泗县—盱眙一线，该线路水流充足，水势平缓，没有激流和险滩，也是最利于水路运输的地段。因此这一汴渠线路一经开通，就在国家漕运和地方运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还有几条辅助的水运线路也在发挥作用。其一是北部从开封一直向东，经过今安徽萧县、砀山进入徐州，由汴水汇泗水，再由泗水入淮的线路，被称为汴泗路，白居易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描述的就是这一线路。
唐代安史之乱后，汴渠漕运受阻，地方又开通了淮颍路、淮涡路作为漕运的备用线路。唐代宗大历年末（779年），陈州刺史李芃为减少本地漕粮转输路程，“开陈颍路以通漕”，泗州以南的漕粮可以经今寿县—阜阳—淮阳—开封一线运输，被称为淮颍路。而经泗水，逆淮水，由涡口（今怀远县境）经亳州、太康，合蔡水入汴州水是另一条备用漕运线路，被称为淮涡路。
汴渠干流、汴泗路、淮颍路、淮涡路，再加上其它淮河干流或支流，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皖北地区，以汴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系统。这一系统与淮河的干支流和陆路交通线在安徽北部地区形成了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使皖北在内的淮河流域成为全国最发达的交通枢纽区。
二、沟通江淮地区与都城的联系
南北朝以来，随着经济开发的加速，江淮地区开始成为国家财赋的中心，经济地位日益上升，“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成为唐王朝漕粮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最高时达到四百万石，所以杜甫说“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隋唐两朝，通济渠作为长安、洛阳两都粮食运输的重要通道，掌握着都城的经济命脉。至北宋时期，汴渠的地位更加突出，“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时人评价“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汴渠沟通了江淮地区与都城的联系，使江淮地区的物资、财赋通过这一通道，源源不断地运送京师，“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所运物资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与此同时，汴河也为全国范围的商品流动和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运漕商旅，来往不绝”，“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对于加速江淮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提升皖北运河沿线的政治军事地位
汴渠作为京师漕运的主要通道，是唐宋政府的财政命脉所在。汴渠一线当时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汴渠一线为谁所控制，关系着唐帝国的安危，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形势的格局。为保证漕运的通畅，汴渠沿线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关注地区，皖北地区亦在此列。唐政府在汴河沿线驻兵，在淮北地区设置宿州，加强沿线地区的政治管理和军事控制。原属符离县的埇桥小镇，因地处江淮漕运咽喉的重要地位，政治军事地位迅速提升。先是贞元四年（788年）设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后来演变为辖徐泗濠宿四州的武宁军，治徐州，加强对埇桥和汴河沿线的军事保护，而后大历十四年（799年）埇桥成为全国十三个盐铁巡院之一，以加强对漕运和盐运的管理。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在符离设宿州，以蕲县、虹、临涣为属县，后州治徙埇桥，埇桥则从一个运河沿线小镇一跃成为州级城镇。在汴河沿线，各重要港口城镇都设有军队保护，淮河沿线亦是如此，从东到西1000里设“三十八城，护天下饷道”，所有“江淮深津横港，备守坚险”。
四、带动沿线城镇的发展
我国古代多以交通为主因设立城镇。汴河及其水路运输系统在漕运上的重要性，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埇桥作为汴河运输漕粮的必经之地，舟船络绎不绝，人员物资的聚集，临河的街道相继设置了客栈、货仓和茶楼饭庄，人口聚集也越来越多，日益发展成为“舳舻之会”，唐政府在此设置宿州。北宋时期，宿州继续发展，汴河沿岸，漕船往来频繁，唐代修筑的城池已经显得非常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六千九百家”，城镇规模有非常大的发展。
隋唐运河促进了沿岸商业城镇的兴起，汴河沿线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城镇群，其中比较大的有柳孜、白掸、临涣、蕲县、蕲泽镇、埇桥、零璧、虹等。柳孜考古发现了石构建筑遗迹、8艘唐代沉船以及大量的出土瓷器等，石构建筑被认定为运河岸边的货运码头或桥墩，是唐宋时代柳孜码头货运繁忙、货船往来和物资流动较多的直观证据，说明唐宋时期柳孜人口众多，客流如云，既是漕运码头，又是较大的商品集散地。零璧即今天的灵璧，位于汴河沿岸，唐代属虹县，宋元祐七年（1092年）在镇的基础上设县，后改零璧为灵璧，也是城镇商业发展和保护汴河航运的结果。
淮颍路、涡口路和淮河水运的发展，也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寿州是淮西地区沟通淮阴道和淝水鸡鸣冈水道的重要城邑，在隋唐时期政治地位也很高。隋文帝建寿州总管府，其地位如同扬州总管府，大业初改为淮南郡。唐在寿州建置中都督府。寿州盛产瓷器、丝织品和茶叶，并成为转运商旅、货物的枢纽。为加强对淮颍线的保护，唐代在颍州设置淮颍道使，交通的便利和漕运的发展带动了颍州商业运输和贸易的繁荣兴盛，成为淮西名城。濠州“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为了加强涡口的军事防御，唐政府在濠州设置了两城，由刺史兼任，城镇经济也日益繁荣。此外，淮河沿线的如涡口、濠口、颍口、硖山口等也因交通或民间商业的发展，而成为重要的小城镇。
五、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宋汴河不仅是全国重要的交通线，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通过运河，全国各地的赋税、特产或运送京师，或传播各地，并进一步推动了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柳孜考古发掘出土了几十吨瓷器残片，罕见瓷器珍品1200件，几乎囊括了唐宋时期全国各大瓷器窑口的出产，大运河又因此获得“瓷器之路”的新称号。通过汴河，各种瓷器又运送海外，并以其为载体，将中国文化传播世界。
汴河也是京师文化向地方传播的重要通道。起源于唐代宫廷的吴道子钟馗画，也通过运河传播到灵璧，并在当地形成了著名的 “钟馗画乡”。运河在承载漕运、商旅、官员的同时，日本、朝鲜的“遣唐使”也多由扬州溯汴河到达两京，来自海外的使者、商旅、留学生和宗教徒，也都主要通过这一线路向全国扩散。因在交通上的重要性，汴河更成为唐宋诗词选题的重要内容。李敬方《汴河直进船》、皮日休《汴河铭》、《汴河怀古（二首）》、白居易《汴河路有感》、《长相思》、李益《汴河曲》、胡曾《汴水》等均以汴河为题。
北宋以后，汴河废弃，明代重开京杭运河不再途径安徽，加上黄河南泛和战乱的影响，才使皖北地区衰落。大运河的历史，揭示了交通因素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今人是很好的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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