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源 汉兴之地 垓下古城寻踪

垓下古城遗址□本报记者苗成韬

虽然垓下距离市区仅约70公里,但我对于垓下的认识,却是零零散散,只知道是个古战场。2000余年前,汉军十面埋伏,将项羽的大军团团围在此地,夜奏楚乐,令楚军思乡心切、惶惶难安、军心涣散,虞姬自刎、霸王夜遁,从此一战汉兴,定下400年乾坤。

上个月,垓下古城及汉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讨会在蚌埠举行。我也有幸参会,坐听来自文博考古、文物鉴定机构、各大高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激辩研讨,并实地走进了垓下古城,这才了解到,这处位于固镇县的遗址,不仅有着2000年前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也有着距今有5000年史前文明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遗址寻踪:填补安徽省无史前古城的空白

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城东24公里,南距濠城镇政府近1公里,北临沱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而遗址主体平面形状大致呈弧角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短,面积约15万平方米,所在地势较高,四周土垣。土垣的保存程度以东、北垣较为完整,西、南垣遭不同程度破坏。土垣的四个弧形拐角,尤其东北、西北角清晰可辨。因历代人为破坏和长期水土流失,致使土垣与遗址内地表高差明显缩小甚至持平。

遗址主体被一东西向排水沟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地势北高南低,南半部为现代民房区,北半部是农耕地。遗址主体北、西50－100米。远处有沱河围绕,紧靠土垣的东、南面以及西面部分地段为农耕地或林地,地势明显低于土垣2－3米,经钻探推测为原来的城址护城河所在地。钻探资料表明垓下遗址非普通的聚落遗址,而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城址。

该城址由城墙(即土垣)、城门、护城河、道路与排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红烧土遗迹、活动场、密址、水井、灰坑等不同时期的多类遗迹组成。城址东、西、南、北四墙长度分别约410米、480米、280米、340米,城圈总长度1510米,城内面积近15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城址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方向3500。城墙走向较清楚,除西墙外,其余三墙均较直。城墙基宽不一,残存高度不等,夯层不明显。城墙缺口共9处,有陆门和水门之分,其中较明确的水门一座,位于北城墙中段略偏东,由一40多米长的东北——西南向的沟槽与遗址北部的沱河相通。北城墙和西城墙上垒筑红烧土台5座,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形,均遭不同程度破坏。

如果鸟瞰垓下遗址,近似四方形的古城,坐落于广袤的绿色田野之中,城内阡陌交通、屋舍俨然。一道护城河如一条玉带,环绕城址,并与沱河相连,蜿蜒北向,纵横于田野绿树之间。

垓下遗址实际上是楚汉相争垓下古战场的一部分,它以《水经注》中记载的汉代洨城故址为中心。汉初吕后专权,大封吕氏,其侄吕产就封于洨城,为洨侯。后吕产被改封为吕王、梁王。汉文帝即位后,洨国不复存在,更为洨县。洨城名字几经周折,后被误读为濠城,这才有了如今的濠城镇。

因此,在人们看来,这里是垓下古战场,也是一座秦汉时期的城址遗迹。随着2007-200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城址遗存的文化面貌,令考古人员大出意料。

挖掘而出的陶片以及叠压、打破城墙的地层和遗迹显示,城墙最初建造的年代并非秦汉时期,而是早到距今约4600年的新时期时代晚期。这些陶器的文化面貌与当时淮河中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非常相似。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地区的遗址强势文化,其社会组织发展较周边区域有着明显优势,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然而在周边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已陆续发现城址的背景下,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却一直未能发现明确城址。垓下遗址是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大汶口文化城址。考古有了重大发现!

在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中,专家学者们在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始筑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代增筑的城墙,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窑、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及秦汉时期的灰坑、沟；汉代开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

垓下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我国大汶口文化第一城,填补了安徽省无史前古城的空白；并荣获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垓下遗址是安徽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也是黄淮下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进程,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研究汉代历史及我国战争史的重要遗址。”学界对于垓下遗址有着高度的评价。

文物实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在垓下古城,信手拾起遗址地表随处可见的陶器残片、瓦砾以及砖块,这些基本都是新石器时代、秦汉时期的器物。在古城村漫步,农家平房的红砖墙上,夹杂着绘有虎纹、祥云纹饰图案的灰砖灰瓦,也都是农民从地里犁出的汉砖汉瓦。

如今城址南半部已经有一现代村庄——圩里村,耕田内残破的绳纹筒瓦片、云纹瓦当片、板瓦片、碎青砖块、陶器碎片比比皆是。当地的群众还反映在这里犁田常常犁出大青砖。根据学者们的推测,这些大青砖都是当年的城址城墙。随着岁月的变迁,人们推倒了城墙,青砖也埋入了耕田。在耕田里,群众还曾反映在这些废砖瓦堆积层里常出有“鬼脸钱”,即战国时期,楚国铸造的铜币,因铜币钱面铭文仿佛一张吓人的鬼脸,故俗称“鬼脸钱”。1976年12月,在城外曾一次出土21斤共3556枚“鬼脸钱”。群众还常捡到残断铜兵器。圩里村村民曾捡到一截铜剑残段,为剑身的后半段,且无剑柄。剑身宽3．2厘米、残长13厘米,两边刃口严重豁缺,剑身及剑柄皆应为打击而断缺。濠城供销社废品收购门市部老营业员曾说:他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过去收购到的铜兵器是极多的。固镇县文物组收藏不少该城址出土的铜兵器,有矛、剑、头、弩机等,皆为秦汉时期较典型的器物。这都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然而虽然秦砖汉瓦遍地都是,但是如今,再想从田里挖掘出大体成型的完整文物已经是难上加难。随着多年的耕种,房屋、墙壁的多次推倒重建,古董大多已经变成了残片,价值不复。

考古人员在城墙解剖之中,出土了一批新时代晚期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罐、盆、瓮等生活实用器以及祭祀用器,另有绳纹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箭镞等兵器和钱币,但是可复原的器具已经寥寥无几。在学者们发现的陶片中,以夹细砂陶居多,泥质陶次之,其它甚少。陶色以红陶为主尤其是外红内黑陶有相当大的比例,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均磨光,器壁较薄,另有少数黄陶、白陶。器表多素面,纹饰以篮纹为主,另见附加堆纹、绳纹、方格纹四弦纹、线纹以及按窝与竖向凹槽等装饰。可辨器形有罐、盆、壶宽把筒形杯、器盖以及鼎足等。鼎足基本是侧装三角形和凿形足、横装扁平足三大类,其它类型少见；足跟大多数带有按窝和外平面带竖凹槽,部分鼎足的足尖外侧有手捏凹窝。部分鬻足内外套制。

这些古器具,也帮助我们吹散历史的尘埃,从一角窥视千年前的文化风貌。“黑陶、白陶、蓝陶、红陶……出土的陶器品类非常齐全,从礼仪祭祀、到农耕渔猎纺织、再到蒸煮等日常用品陶器,在垓下遗址全部都有出土。可以想象,当年的部落人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人渔猎、女人纺织,为耕种之外提供了更丰富的生活资料。这些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陶器,对研究当时部落人群的生活起居方式有着重要的作用。”郑崇道是垓下研究会的副会长,研究垓下遗址多年,他告诉我,“烧制陶器的工艺在龙山文化达到了顶峰,后来失传。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一个黑陶高足杯,器壁非常薄,厚度接近鸡蛋壳,以5000年后,如今的陶器制作工艺都很难达到。”

而今,阳光依旧晴朗,千年古器依旧,作为北护城河的沱河穿过大片的青草地默默流淌,千年时光流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人依然难以企及老祖宗的技艺。

汉兴之地:垓下一战定乾坤

从此千载汉风起项王梦断楚歌里。踏着青石板道,穿过千年前的护城河,走进这座古城遗址。路边野菊丛生,大片的虞美人长势正旺,风吹草动,仿佛在低头诉说两千年前与之同名的美人与霸王诀别的故事。垓下古城历史悠久、楚汉相争风起云涌、垓下一战奠定乾坤。汉族、汉语、汉字等固定词组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面孔。垓下也成为了汉兴之地。

2000年前,照“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沛公刘邦率先进入关中,约法三章,静待各路诸侯齐至。然而项羽到达咸阳后却毁约,不封刘邦为更好的关中王,转立为汉王。刘邦愤怒、无奈之际,迫于形势,听从了萧何等人的劝谏,赴南郑就国。

南郑是秦汉中郡的治所。汉中郡的“汉”指汉水,“中”在古代巴人语言中作“地方”讲,“汉中”意即“汉水流经的地方”。刘邦的王国都城在南郑。因而,项羽、范增定刘邦王国之号为汉。

刘邦称帝后,欲择自己的出生地沛县中的沛字为国号,其大臣劝谏,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汉水相似,所以银河在古语及流俗语中得称为“汉”、“天汉”；反过来,地上的“汉”既然与天联系在了一起,地“汉”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义,汉乃是绝佳好字。刘邦大喜,乃用汉为国号。据专家学者研究,如今,“汉”如今已成了中华民族的荣耀,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以及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都是从刘邦定的“汉”这个国号而来。千载春秋,源远流长、最后,“汉”不仅逐渐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直至现今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而且缘于诸多国号为“汉”的政权的五德属火,于是“炎汉”即成为汉族的别称,火德、赤色也成为迄今不变的汉族的鲜明标志,乃至中国的象征颜色。

决定着楚亡汉兴的垓下之战、影响十分广泛的刘邦汉国号,荟萃勾连于垓下。千年风烟流转,前人已在此汉兴之地开辟出了百年基业,千年文化。盛世风动,乘长风破万里浪者,则还看今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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