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勇”游维翰驻扎乐里轶事□黄绍碧
清末时期，时局动乱，民不聊生。田林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位于百色与西林交通要道上的乐里村（今田林县城）是一个多事之地。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中法战争爆发。中法议和停战后，清廷对参加过抗法战争的部队只收编一部分，其余的将士不予安置，任其流散成为“游勇”。有一支千名左右的“游勇”由游维翰带队，取道上思、宁明、田东、百色、凌云，来到乐里、河口一带驻扎。
游维翰，广西龙州水口人，曾随冯子才入越抗法，臂力过人，屡立战功，由士兵升为把总。他平时轻财好义，乐于助人，深受士卒及同僚拥戴。部队遣散后，他游离于社会与同僚间相互依附，自然地集结成一股颇有实力的队伍，与陆阿宋（陆荣廷）、陆亚发、王和顺等成为广西四大“游勇”的首领。驻扎以后，他接受往返于黔滇桂商家之吁请，在乐里、潞城、旧州一带护商。
据《田林县志》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天主教在乐里大街建了一座三开间教堂，并买下10多亩田给人佃租，用于供给教士往返的挑夫、轿夫及教堂管理人员的伙食费用等。因为群众不愿入教，教堂等于虚设，只作为教士来往住宿的客栈。
游维翰出身贫苦，很同情民间疾苦，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在乐里按天地会组织结盟拜台，收纳农民扩大队伍，深得民心。乐里街坊父老向他诉说了法国教士在乐里强买田产，勒收谷租，引诱无知妇女入教，借机淫乱等情况。游维翰在援越抗法期间，曾目睹法军暴行，对教士参与侵略战争行为非常气愤。
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二十日（1897年3月22日），法国教士邓神父从百色到达乐里，中国教士韦、卢两人从西林（今田林县定安镇）常井教堂到百色接应，一起在乐里教堂投宿。
韦、卢两人在当地催收教堂的租谷、债款、利息，并限佃农们于三天内交清，否则各人的抵押品将被折半价卖断。并逼迫佃户做轿夫、挑夫运送邓教士。时值春荒，农民实在交不起租，于是便连夜找到游维翰，请他向邓神父说情，要求宽限。游维翰知道邓教士从百色来，会带有医药用品和钱财，决定亲自到教堂去教训他们一下。
农历二月二十九日（3月31日）夜，游维翰率兵勇10多人佯装挑夫潜入教堂。午夜时分以绑扎行李待天亮上路为由，“挑夫”叫醒邓教士。其中韦教士、卢教士为不影响邓教士休息，不同意当晚绑扎行李，而“挑夫”故意说一定要绑扎，双方发生争吵，韦、卢驱散“挑夫”。邓教士鸣枪制止，并击伤一个“挑夫”。游维翰火了，命“挑夫”还击，邓教士及韦教士、卢教士均中弹身亡。
事情闹大了，不少人劝游维翰趁早离开乐里，远走高飞。但他认为，他一走了之，一定会连累地方父老，危害更大，所以他坚决不走，宁愿一人做事一人当。
法国驻龙州领事闻报后，即致电法国驻华使馆，对清廷施加压力。清廷果然电询广西巡抚史念祖，史念祖追询泗城知府王方田，并一面会同边防督办苏元春，调动驻防中越边界的边防军到泗城府围剿“游匪”。游维翰率部与清军激战，多次打退清军进攻，后在百票作战负伤。经过几天激烈进剿，清军杀了不少人，并俘获杀死邓教士的凶手之一的曾国良交差，但法国方面仍不干休，务必要擒获为首的游维翰。清廷无奈，只好再令云贵总督崧番及广西巡抚史念祖，着三省派兵会剿，泗城知府王方田及凌云知县陈凤楼亦星夜赶到，游维翰寡不敌众，为免殃及乡里，遂率其余部到潞城归顺，五月底游维翰被俘，七月二十日(8月19日)在乐里被杀害，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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