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能力叫定力 读《王自成戏剧作品集》
□合肥王长安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做“豪爽的一种表现就是肯服输”。在我看来，只有“肯服输”，降低身段，把一切都看得平淡再平淡，我们才能真正地豪爽起来。如今，有这种豪爽的人不多了，即便是“有定力”的人也不多了。与豪爽一样，定力也是要以“肯服输”不扎堆、不凑热闹，甚至清心寡欲为前提的。
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根脉长久的国家，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产育了一种“赶集心态”，凡事总以人多热闹为好。一个“赶”字庶几就令很多人平静不得，非急起直追不可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已然进入21世纪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更成熟更稳健更深沉一些的心智和表达吗？这种赶集心态实际上是一种不甘寂寞不“肯服输”缺豪爽少定力的表现。当然，不如此就得有修养和胆识作支撑。
由此，我想到我们今天的戏剧界。戏剧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在没有观众，尤其是没有“买票看戏”的观众。依正常逻辑，没有观众也就没有了衣食之源。这在表层显示为缺钱，而在深层次上，则指征了生命之基的丢失。一个不能依靠自体完成全过程循环的生命主体，是难免不渐次衰竭并最终走向死亡的。我们通常说，文艺创作要写作家所熟悉的生活，要表达己所擅长的内容。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通达成功，为受众所欢迎。问题是我们的许多作者因了不肯服输的缘故，要于此间争一个胜出；因了缺乏定力的缘故，又不免要“赶此一集”。本来擅长写历史剧、古装戏的也立时转型汇入现代题材创作的洪流；本来擅长写都市或军旅题材戏剧的作者，也改弦更张写起了“扶贫戏”；本来擅长写婚姻和家庭题材作品的作者，也勉为其难搞起了跨界创作……如此，丢开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和擅长的领域，而为了一点点诱惑就东奔西突去追那个本不属于自己的热闹，扎那个“大呼隆”的堆，其结果当然是悲剧性的。我的确见过一些作者年轻的或年老的，本来的创作已经很是有模有样了，却因缺乏定力而一味赶集，最多时于一次活动中一人推出三四部剧作，结果是一路滑坡，一蟹不如一蟹。仿佛越写越生疏，越写越幼稚，越写距自己的心灵以及观众的喜爱越远，无形中已坠入了尴尬的泥潭。就像一个跑步健将离开了自己的跑道而扎堆更见热闹的绿茵场，结果不独弄乱了别个的阵形，也毁了自己原本有望的好成绩。
我和本书的作者相识甚早，要说他与别人的不同，那就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些定力，不喜扎堆、不凑热闹，更不热衷“赶集”。而是把一颗心定下来，做他想做的事，追他要追的梦。虽无家学渊源，亦非科班出身，成就却出于同侪之上。其对于所在地区戏剧文化的意义非常人可比，所显现出的精神价值或已远超戏剧创作本身。作为一位生长在安庆又在安庆供职的本土剧作家，无疑最熟悉安庆，最了解家乡。由此，他的定力还表现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本土题材的戏剧创作上。这是他的最爱，也是他的最擅，仅该书收入的就有《桐城奇案》《桐城六尺巷》《晚年陈独秀》《胡普伢》《老屋春秋》《天柱仙子》《瞎子闹店》《瞎子算命》《血掌记》《杨三笑闹黄府》《赶会路上》等10多部。真正做到了写自己想写的，编自己熟悉的，做自己擅长的，出自己所爱的。故而，他的定力便不特“定”在了“做什么”上，还“定”在了“怎么做”上，把一个个家乡故事讲得入耳动听，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个地方的文化辨识度除了要靠纸载的文字和物化的遗迹之外，还要靠作为活体形态的戏剧，它会让一地的形象更有温度，更鲜活可感。戏剧于此不仅是一种补充更是一种优长，它为地方文化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从长远来看，“一出戏”并非止于“救活一个剧种”，而完全有可能激活一段历史、鲜活一方地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定力便不仅建功于舞台，也增益于家乡。
如今戏剧景况不佳，各种偏方妙道亦难显效，或许正是缘于类似本书作者王自成先生这般“有定力的人”太少。戏剧要发展，尤其是戏剧创作要有大作为，我们的剧作家势必先成为有定力的人不可。这不仅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能力。唯其如此，方能锁定目标，持之以恒，拿出真正的心灵之作，把掏钱买票的观众迎回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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