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人不要忘了周永年 纪念“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逝世230周年

济南日报 2021-09-16 11:15 大字

□刘国胜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祖籍浙江余姚,祖上迁来济南,生于历城东流水大街。他“自幼好学,过目成诵”,20岁左右已“名噪齐鲁间”。考中进士后,周永年被征入四库全书馆办书,立下“三不朽”功勋:其一,周永年倡行《儒藏说》,发出了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其二,周永年作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编纂者,是乾嘉汉学的领军人物;其三,周永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藉书园,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倡行《儒藏说》,是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也是今天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工程的早期创议人

济南“城之南三十里为白云山,山半为般若寺,寺后为林汲泉”,周永年“尝读书寺中,为屋数椽,名之曰林汲山房。”大约这一时期,周永年读了大量佛经,“至于释氏之学,虽得道高僧,未肯让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周永年考中进

士,在铨部候缺,不久回到济南。他在济

南、北京等地呼吁,要像佛家建佛藏、道家

建道藏一样,儒家也要建儒藏。北京士林

圈子很快就有人响应,包括好友刘音、时任

吏部主事的王昶、周永年的同年进士鲁九皋等。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当时正在北京,“闻书昌名”,前去拜访,却没有见到周永年。章学诚随后离京,做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在章学诚建议下,朱筠奏请辑佚《永乐大典》,直接推动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

是年二月初六,四库全书馆开馆。闰三月十一日,纪晓岚奏请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等进京办理《四库全书》。

2002年,当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再提盛世修《儒藏》,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等学界耆老的支持。2003年,《儒藏》工程被列入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北京大学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聘请季羡林为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为总编纂,饶宗颐、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等13位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为《儒藏》精华编顾问。至今已历时19年,不少硕彦鸿儒溘然辞世,《儒藏》仍在继续编纂中。

●周永年为编修《四库全书》作出巨大贡献,和纪晓岚、戴震等一起把乾嘉汉学推向历史高峰,又推重古文派,让“桐城派”名扬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周永年晋京办书,先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分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编纂,后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继而升任翰林院检讨。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二十八日,特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馆纂修兼分校官。

短短两年,周永年被“火线提拔”,缘于他在辑佚《永乐大典》、编修《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现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当时历城周书昌编修永年,亲在馆中,茧丝牛毛,独为其难。”

周永年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和同事们“固执以争”,很多同事干脆把分内的活也委托给他,以至于周永年揽下的工作越来越多,四库中连与佛教相关的古籍也多由他校过。

周永年最后“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此外,“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

周永年在四库馆期间,还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珍贵书籍。“其家藏书最多……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

周永年与同馆的纪晓岚、戴震、邵晋涵等,都是以标榜汉学为主的考据学派大师,他们共同把乾嘉学术推向了历史高峰。

当时,馆中出现了汉宋学术之争。汉学家们批判姚鼐等所持程朱理学并非儒家正传,而是受了释、道污染,姚鼐最终被逼出走。周永年、程晋芳对姚鼐最为包容,还十分推重他的古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下了周永年借“鬼话”力挺古文派的掌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五日,周永年携手程晋芳,在姚鼐恩师刘大櫆八十岁寿辰上,直接褒奖其文:“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从此开宗立派,威名远播。

●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从小就喜欢买书,其父周堂经商,经济宽裕,为他购买图书提供了条件。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丰富的藏书成为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终于积书十万卷,并编写了《藉书目录》,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乾隆三十四年前后,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泰山、莱芜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

《清史稿·周永年列传》和《济南府志·桂馥》,都明确记载周永年成功创办了藉书园。但后世仍有学者质疑,周永年的藉书园没有实际落成,多因桂馥《周先生传》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一语。其实,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至少是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藏书楼、书肆、刻书铺的功能在当时并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或以交换图书目录“互换所无”而实现的会员制公共图书馆功能,却是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等江南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周永年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藉书园”,章学诚和他相识即在周永年的“籍书”之园,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他在北京期间,甚至一度以“贷园”为号,“贷”也是借的意思。当时从藉书园借到书的学者很多,有案可查的名人就有孔继涵、李文藻及万斯同的后人等。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想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等等。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88年。当然,从目前可查的历史资料来看,朗园随着周家后人外任做官、告老还乡而时兴、时废。而且,藉书园在开办期间,是否向公众开放或以“交换图书目录”的形式在朋友圈开放,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论证。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周永年逝于济南城西东流水朗园(今五龙潭公园李家池子附近)。今年是周永年逝世230周年,谨以此文,提醒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不要忘记200多年前,这座城市曾养育了一代旷世大儒——周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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