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横竖撇捺
□桐城疏泽民正月十六过完年，我被送进了小学一年级就读。
说是小学，其实就是隔壁生产队的长如家。教室是用腾空的堂屋改的，几根躺在地上的粗树干当作板凳，几排用土墼架空的长木板，就成了课桌。一位高而瘦的老先生，披着黄绿色掩至膝盖的长棉袄，站在白色麻点斑驳的黑板前，教我们识字。二十三名学生，一脸稚气，摊开写字簿，拿起铅笔，在田字格里照葫芦画瓢，一笔一划。
识字先识笔划，笔划讲究笔顺。老先生捏着粉笔，在黑板左半幅工工整整地写点横竖撇捺，又在黑板左上角写上“上中下水火土”。接着，用细柴棍当教棒，教我们每个笔划如何起笔、运笔、收笔，以及汉字的结构和书写笔顺。该讲的讲完了，似乎还不过瘾，又拿起粉笔头，在黑板右半幅一笔一划地示范。老先生板书很认真，每个笔划都极用力，每个字写得极慢，犹如用刀在黑板上雕刻；雕在黑板上的字也极漂亮，跟课本上印刷的一样。写完一个字，老先生退后两步，端详一会，朝我们微笑。于是，坐在粗树干上的我们，便在先生目光的示意中，拿起铅笔，在练习簿上临摹。
老先生姓孙，家住四里外的孙家院。据说孙老师以前念过私塾，当过兵，退伍回来，就当上了生产队的民办教师。他和我们一样，拎着装书的布袋“走读”；不一样的是，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遇上雨雪天气，就在长如家搭伙。孙老师是这所学校唯一的教师，教我们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也是唯一的校务工作者，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集数职于一身，同时还临时担任半个家长——孩子们到了学校，监管权就发生了转移，孩子们装书的布袋炸线了，忘带橡皮擦了，鞋带散了，跌倒磕破皮了，都要过问。孙老师也乐意，他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安置得妥妥帖帖。
学校所在的庄子为束家院，周边的适龄儿童都往这里送。家长将孩子送到孙老师的手里时，都再三叮嘱：好好管教，不听话就打。但孙老师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唯有一次，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断定是打还是挠。那天语文课，靠后墙最调皮的小双，见有女同学同坐在一根树干上，就拿屁股边挤边拱。孙老师将他请到讲台前，批评，教育，每说一句，就用细柴棍在他手心打一下。小双似乎不觉得痛，缩着手，咧着嘴笑。台下的孩子们，也跟着笑。
课后小双告诉我们，那不像真打，像是猫挠痒。于是，我们胆子大了，不把孙老师的话当回事。课间休息，孙老师在黑板前为下堂课板书，我们就在教室里疯，东跑西窜，跑得急了，掀起孙老师厚帘布似的棉袄下摆，从里面钻过去，不小心将支架上的黑板打翻，差点砸着了孙老师的脚。孙老师吓得脸色煞白，嘟哝了一句：“你们这些淘气包呀……”便没有了下文，重新扶起黑板，接着板书。说来也怪，课间十分钟疯够了，上课时倒安静了许多。孙老师拿起课本领读，我们跟在后面，齐刷刷地念：“人之初，性本善……”
入学之初，天天学笔划，每个笔划写三行。孙老师说，每一行笔划，就像列队的士兵，你将它们写规整了，排整齐了，才好看，才能进入下一堂写字课。笔划简单，重复写相当枯燥，我将三行简化成一行完成任务，就着手写字。其实那不是写，而是画，笔尖落在纸上，轻飘飘的，那些字也就头重脚轻，歪歪扭扭，面目狰狞，连自己都看不顺眼。
第二天，我的写字簿上多了一行红字：万丈高楼平地起——重写！扭头看左右同伴，他们的本子上也批注了同样的内容。我们面面相觑，小声嘀咕了一会，都不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什么意思，直到孙老师用黑板擦敲着黑板，板着脸，严肃地批评我们：
盖房子离不开地基，打家具离不开木材，同样，汉字离不开笔划，离不开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基本规则。地基没打好，房子盖得再结实也会倒；笔划基本功没练好，字写得再多也白搭。做人做事，都是这样，马虎不得！
第一次发现，平时慈眉善目的孙老师，也有十分严厉的一面，黑板敲得叭叭响。台下的学生全部噤了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双，也低下了头。
放学回家，我比平时多了一项家庭作业——重写笔划。满满两页写下来，手腕又酸又胀，但我却记住了点横竖撇捺，记住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第二年正月，我和全班同学转到陈家庄小学，而一年级就读的那所小学，已经停办了。作为临时过渡，那所设在长如家堂屋、没有招牌、没有校名、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的小学，完成了历史使命，犹如流萤划过稻田的上空，转瞬即逝。而孙老师也像一只流萤，划过我童年的夜空。临时学校停办，作为民办教师的他，回到孙家院务农。再后来，我上中学，读中专，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四十多年过去，再也没有与孙老师见过面。
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对他教给我们的“点横竖撇捺”，依然记忆犹新。这些基本笔划，是我人生的启蒙，它教会我们，怎样才能站得直，走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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