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和他的钱模子
“大布黄千”钱母范
新莽“大布黄千”□吴玲
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见过制造器物的种种模具，可是制钱的模子大家未必见过。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桐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国家珍贵文物“大布黄千”钱母范，也就是制钱的模具。要想更好地了解这件文物，必须得从王莽和他的币制改革说起。
王莽（前45—公元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他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被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王莽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币值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
王莽连续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王莽第一次进行币制改革，仿春秋战国时通用的刀布，铸造了“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泉五十”。公元9年，王莽第二次进行币制改革，铸造“小泉直一”。公元10年，王莽又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铸造了六泉十布。公元20年，王莽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下令禁行大小钱，铸行“货泉”，“货布”两种。这方珍藏于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的文物“大布黄千”钱母范，便是王莽第三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它是王莽时期用来铸造“大布黄千”钱币时遗留下来的母范，属国家珍贵文物。
范，一般与模相连用，即模范，初意是指古代铸造铜器和铁器时所使用的主要造型工具，汉代王充在《论衡·物势》讲得很清楚：铸造器物的人如果事先不去设计塑造出某一器物的具体器型，“难道器偶自成乎”?一定要“埏植作器，必模范为形”，才能铸作器物。作为铸钱工具的范，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三种，它们并不是同时被使用的，而且一个范能够铸多少数量的钱币，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出现的陶范，起先是一范铸一钱，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石范和铜范铸钱，布币石范通常是一范铸两钱，即在一块钱范上凿刻有两枚布币型腔，而一块刀币石范能铸造的数量就不止这些了，通常是三至五枚。
钱币的铸造，最初使用的是泥范铸法，它要经过制模、塑纹、翻范、刮芯、干燥、焙烧、修整、组装糊泥、浇注出范、清理、修整、打磨等一整套工序，即待泥范半干时，将其倒出，倒出后注意在泥范中弄平三角形的榫和眼，使得各泥范照原型拼合，能够榫眼相接。泥范阴干后，入窑烘烤，往往在烘烤后不等其冷却趁热铸造，避免注入铜液后，范具发生爆裂，两泥范合并后，在范后部有一扁圆喇叭浇口，范内有流槽以便铜汁流动。待铜液冷却成型后，毁范即可得钱。一套钱范，一次能铸钱数枚。这种铸造方法的缺点是：钱范使用的“一次性”，如果继续铸造，还得重新制范。
铜范又叫母范，是用铜雕刻成的范。较之泥范，是先进的铸造工具，因为它克服了泥范铸造的“一次性”的缺陷，一套母范制成后可以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对母范制作的技术性要求较强。母范的制作费工需时，必须标准精细，以达到设计的造型要求。母范制成后，印制子范则任何工人都可操作，其成品规格划一，文字精整，且可大量生产。因钱币正面有正书文字并阳文凸起，那么就必须在母范上雕刻出相当精细的正书凸起文字，使其廓、肉分明，穿口正方，这样待翻子范后使其文字、廓、肉精细地反印在泥范里，范上文字形成阴文反书。因此鉴别母范和子范的标准是：阳文正书范为“母范”，阴文反书范则为“子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钱范，都是用来铸造钱币，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母范是用来翻制子范，子范则是直接用来铸钱。母范有两种：一种用于翻制面、背子范片用，同一个母范上，面文、背文都有，即双面母范；一种用于翻制面范子范片用，一个母范只有面文。这类多因要铸造的钱币背平，不需要刻制背文，即单面母范。同一母范翻制的子范，每两片扣合，面、背都可吻合。扣合后即称为一箱，多箱叠垒即称叠铸范。外用草泥封严保固，上加浇口杯，即可浇铸。待冷却成型后，毁范即可得钱。内浇道与钱郭相连处，薄于钱郭及内浇道，为的是便于剪断。一般情况是敲打即断，无须逐个去剪。
这枚“大布黄千”钱母范为铜质，形状上长方下半圆。从后沿至前沿弧形顶点长9.2厘米，宽度6.8厘米。底厚0.2厘米。范后两角斜切，铸面下凹，边沿凸起，沿高出内平面0.7厘米，内铸正、反两个币模，属双面母范。右为正模：微凸起，中有通顶竖纹线，铸有端庄秀丽的阳文正书悬针体篆文“大布黄千”四字。长5.5厘米，首宽15厘米，肩宽2.1厘米，足距2.5厘米。左为反模：亦有通顶中竖纹线，无纹饰，长、宽和正模一样。范下部为钱范的浇铸口，即半圆形中间的椭圆状凸起和龙爪状导流槽。右下方的长方形凸起和左上方长方形凹陷，是合范用的榫卯。钱范背面内凹，不规则地分布用于散热的数枚乳钉。
“大布黄千”，有时被误读作“大黄布千”。这种误读，是受布钱纹饰的直画影响而致误的。如把直画当作界格，势必分四字为两行，顺行读来，就是“大黄布千”。其实，这直画只不过是先秦方足布正面纹饰的残留，读时不必理会它，按上下两行横列为序，先上列，后下列，由右向左读，即读“大布黄千”。还有人把它读作“大黄布刀”。近人又有与西北出土的汉人竹木简牍中的“大黄布”联系在一起，以为读“大黄布刀”是正确的，其实亦未必然。“大黄布刀”的读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读法顺序有误，二是不识“黄千”二字。清人丁传对这两个问题这样说道：“《泉志》所载‘大黄布刀’，沿误日久，今以《汉书·食货志》新莽所铸诸布核之，当作‘大布横千’，旁行读之，文意自显，盖莽所铸布，自‘小布一百’起，次第而至大布是为布中之第十也，故名‘大布’，其值当千，故称‘横千’，‘黄’字即‘横’字。古‘横、衡’二字通。”因此，“大布黄千”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大布横千”，意即一枚大布值（或等于）铜钱一千。
这方极为珍贵的“大布黄千”钱母范，对研究王莽时期币制改革的历史，以及货币发展史和钱币铸造技术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通史》中这样写道：“后代钱币学家称王莽为中国第一个铸币能手”。的确，和这枚“大布黄千”一样，王莽所铸造的所有钱币都构思合理，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规格整齐，书法俊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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