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疫”名医
说到疫情防控，古已有之，时称“降疾”，即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作的各种努力。据《北京灾害史》记载：历史上北京地区疫情频发，仅明清时期出现瘟疫的年份就多达29个。疫情多发，医者首当其冲，北京地区治疫名医辈出，仅被收录于《北京卫生志》《北京灾害史》《名医辞典》的就有数十位。
余霖：石膏重剂治瘟疫
余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其父染疫而亡，余霖抱恨不已，遂习医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余霖客居北京行医。因其医术高超，门前“车马仆从甚盛，自王公以下达官贵人无不降身相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夏间京师多疫，患者众多，余氏以大剂石膏治之而多愈，效其法者亦救治众多患者。鸿胪寺卿冯星实之姬妾患疫，数医施救无效，余氏投以石膏重剂而治愈。大学士纪晓岚目击其事，录载于所撰之《阅微草堂笔记》：“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 ”
正阳门外有多人感染了重疫， “周身斑疹紫黑”，病情很是危急。余霖闻之施以药剂，几日后疫病遂愈。
余霖所创 “清瘟败毒饮”，被广为推崇，还被编为《方歌》：“清瘟败毒地连芩，丹石栀甘竹叶寻，犀角玄翘知芍桔，温邪泻毒亦滋阴。”而今“清瘟败毒饮”已成中药方剂，仍为医家所用。
吴瑭：著有中医经典《温病条辨》
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安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其借在京检校《四库全书》之机，阅读大量古今医著，刻苦钻研医术，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北京瘟疫流行，医界多守伤寒论治法，收效甚微。吴瑭在汪廷珍等友人力促下，出而诊治患者。他另辟蹊径，以独特的疗法治愈数十人。此后吴瑭开始行医，提出清络、清营、育阳之治疗温病法则，创制了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清宫汤及加减复脉汤等诸方。
道光元年 （1821年），北京流行疫病，年过六旬的吴瑭在京城设施药站，“制苦温芳香、扶阳祛秽之剂霹雳散以救之，大获奇效”。半月余，宛平、大兴、良乡诸县慕名求医者百余，吴瑭广施药剂，分文不取，被誉为“华佗传世”。
此后他遍采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并结合多年临床实践，著成 《温病条辨》。这部书被中医学界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学中医者必读之书。
丁德恩：“小楼丁家外科”
丁德恩又名庆三，回族，北京人，曾在崇文门外羊肉铺掌案。他崇尚医道，治学刻苦，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花市大街北羊市口一座小楼内开设 “德善医室”，人称“小楼丁家外科”。不论是发背、疖肿、毒痈，还是疔毒、恶疮、缠腰火丹等，经他几次治疗均可痊愈。遇到患疮疡需要手术治疗而又无钱糊口者，还常助其饭费，待患者吃过饭后再行手术。遇到开刀时脓液排出不畅的患者，丁德恩就用口吸吮脓液，促其排净，患者无不感恩戴德。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出现疫情，“一人之死，同街数人有染”，闹得人心惶惶。丁德恩拟出预防瘟疫之方，以普通价廉的药材广施四邻，颇有疗效。几日之后，便有四九城之患者上门讨要医方，丁氏无偿以自制药剂馈之。由于丁德恩医术高超，乐善好施，时人尊称其为 “丁三巴”（“巴”即“爷”之意）。
赵文魁：开创浮中按沉诊脉四法
赵文魁字友琴，浙江绍兴人。祖上业医，三代御医，17岁时其父病故，遂承家学，继父业而进入太医院。 1924年，太医院解散后赵文魁悬壶京门，堂号“鹤伴吾庐”，每日患者盈门。
民国年间京城瘟疫频发，赵文魁潜心研究治疫之术，颇有心得。他认为“凡温热病，莫不由内热久郁，复感温邪，内外合邪，故为高热，甚则神昏。虽然高热如炙，切不可因之而专进寒凉，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 ”他还精究李时珍脉学，以表、里、虚、实、寒、热、气、血八纲统领27脉，创造性地提出了浮、中、按、沉诊脉四法，突破古之定见。
1933年，洪涝灾害后，发生霍乱，次年又出现白喉、猩红热等疫情。赵文魁日夜应诊，出入病患之所，每天达十余家，不幸身染疫疾，但仍继续救治患者，几日之后去世，终年 61岁。被救治者闻之，无不心痛，纷纷前来吊唁，并送匾额，上书“京师华佗”“燕京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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