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远门
□桐城许菊红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是家里的第六个娃，出生时又黄又瘦，依照姐姐们大毛、二毛、三毛的排序，我的乳名“小毛儿”。
我6岁那年，18岁的大姐出嫁。为节约开支，婆家娘家都没有操办婚礼，大姐夫直接把大姐领回了家。外甥出世时，母亲带我到大姐家送月子礼。当时，从老家桐城大塘前往大姐家的陶冲镇有二十里地，中途需翻越一座800米高的雾聚岭大山，不论进山还是出山，先撅着屁股爬，再横踮着脚尖下。母亲当时38岁，手脚麻利，走路带风，挑着满满一担月子礼，里面有“抱被”、尿片、单衣、夹袄，还有鸡蛋、挂面、老母鸡……毛竹担压在母亲肩上，一路上颤颤悠悠。我跟在母亲后面，走一个多时辰才到大姐家，因为累，我没吃晚饭就睡下了。
十三岁那年，因为营养不良，我身高不到四尺，体重四五十斤。山沟里的日子是清贫的，父母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有一天，母亲问我还记得去大姐家的路吗，我说记得；母亲说，有乡邻从陶冲那边过来，捎口信说要买几斤黄烟。二十里的山路，考虑我只在六岁时走过一次，母亲再三向我确认后，决定让我走一趟雾聚岭。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母亲叫醒了我，炒了一碗平时见不到的“猪油炒饭”，母亲在一旁整理好一担零零碎碎的物品：黄烟、米糠、还有一块瞒着父亲的腊肉、十几块腊猪油……母女连心，彼时大姐夫远在沈阳务工，家有幼儿缺粮少油、猪无糠料，大姐的日子也清贫。
等我吃完饭，母亲挑起担子把我送上雾聚岭的岭头，反复叮嘱后返回。此时，我的心情无比愉悦，想到马上就能到大姐家了，身体不觉轻松了起来。下了山，走了很久，才越发感觉不对头，担子越来越沉，脚步也慢了下来……眼前的路跟印象中对不上号，按时间和速度，此时应早到了大姐家。我不断搜索着脑海中的记忆，那个岔路口呢？那条茅草小道呢？那条小溪、那片竹林呢……我感到一阵阵心慌，后背凉飕飕的。肯定是走错路了，是继续走，还是原路返回，怎么办？
踌躇时，迎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似乎猜到了我的窘境，上前戏逗道：嗟，这么个小人儿，一早从山里出来，还挑了许多东西，到哪里去呀？我满心提防，嘴上还是怯懦地求助他：去大姐家，好像走错路了。中年人问我哪里人，大姐家住何处？我一一作答。他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许师傅（家父曾是公社放映员）家的六女儿。我和你大姐夫同族，你早该在小庙的岔路口往右分路才对，现在走远了，只能从前面绕道去你大姐家了。
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又走了七八里路。此时，肩膀已经磨破了，只好把担子来回地换肩。等到伏虎山脚下，一位老奶奶看到我挑着东西，颠着小脚上前问：你这是卖的什么呀？原来，她把我当成小商贩了。当她得知我走错了路，便热心地安慰我：伢喂，别急，把担子歇了，我把这碗粥吃完了就送你去。老奶奶拄着拐带我过了祠堂河，眼前的景象逐渐明朗了起来，此刻，我确信自己能找到大姐家了。
见到大姐那一刻，我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路上强忍着的泪和所有的委屈，在瞬间迸发。大姐紧紧地搂着我，一边安慰一边数落着母亲：怎么能这么心大地让小毛儿一个人走几十里山路，还挑着这么多的东西！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能记得多少路？要是小毛儿这回被狼叼了，被坏人拐走了，我当大姐的岂不是一辈子不安……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大山后，老家桐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塘通往外界的盘山公路，像一条条玉带环绕在崇山峻岭中，当初尘土飞扬的砂石路，如今变成了光滑平整的柏油路，私家车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代步工具；曾经去往大姐家的两个小时山路，现在只要40分钟就可到达。
我那地处大山深处的老家蒋潭村，修了“村村通”公路，正大力发展高山茶、有机稻旅游区，还举办民俗文化节“插秧节”；农特产“大塘粉丝”也走出了山区，为群众带来了致富的新途径；蒋潭的望狮岭——“桐怀潜边区第一次党代会”遗址，还成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曾经盘旋在山峦之间的山路，已结束了它的交通使命；新的独具山区特色的致富路，让新农村建设驶入了快车道，我的老家，已展现共同富裕的新画面，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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