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门下听教诲
潘玉毅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一匹快马星月兼程，从安徽桐城赶到1000公里以外的京城，将一纸书信带给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这封信由张英的老母亲所书。信上说，隔壁吴家仗着儿子经商发了财，造房子时越过原先的边界，将围墙砌在了张家的地基上。与之理论，还遭到对方的冷嘲热讽，诉诸县衙，县官两头都不敢得罪。老太太气不过，就给张英写了这封信，要他出面解决问题。
数日之后，老夫人收到了儿子的回信，信中只有二十八个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老夫人阅罢，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活了一大把年纪，竟不如我儿子活得明白！”她与家人一商量，主动让出三尺空地，以示不争。吴家本来听说张家人跑去京城找张相爷告状了，每日处于不安之中，待到听说了张英的回信，看到了张家人的举动，臊得无地自容，随即推倒院墙，也让出了三尺房基地。
原本宽窄仅够一人侧身通过的小巷子因为张英的一纸书信，忽然变成了六尺宽的大巷子，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而且这段佳话历时三百余年，至今仍深埋在我们的心中。
常言道：“处己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张英显是将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落实在了行动上，而他的谨言慎行、宽以待人为他挣得了好名声。人心如秤，你放多少东西在上面，有多少分量，别人是能感觉得出来的。康熙曾给张英下过一个定论：“老成敬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风。”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正是出于对张英的欣赏，即使他在一次撰写起居注时出现了失误，遭到吏部的弹劾，康熙仍然力保，要求从轻处罚，并且很快就让他官复原职。而同僚们对于张英的为人也是心悦诚服，敬其厚重，服其良善。
张英不仅处事、为官故此，在教育子女时更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为了给子孙后人灌输“吃亏是福”“宽以待人”的思想，张英还专门写了一本《聪训斋语》。他要求儿孙做到谨饬、俭素、谦冲、读书勤苦、乐闻规劝：“我愿汝曹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人有非之责之者，遇之不以礼者，则平心和气，思所处之时势，彼之施于我者，应该如此，原非过当；即我所行十分全是，无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况我岂能全是乎？”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其子张廷玉、其孙张若霭皆为朝廷所重，侍值内廷，而张廷玉还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当训诫成了行为的驱动力，家风的重要性也就得以彰显了。
如今，再度翻阅旧时的史书、典籍，我们会发现张家的家风不仅影响着张家人，也曾对其他人产生过深远影响。曾国藩在教育子侄时，就曾表示自己的为人处世深受张英的影响。而终其一生，对《聪训斋语》更是推崇备至，甚至将它与康熙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
曾国藩与张英，隔着100多年的时差，骨子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谨言慎行，比如俭以养德，又比如殷殷劝读……而这些东西，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具有普世价值。
曾国藩历经半世宦海浮沉，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他却以“做官致富”为耻，每日简衣素食，始终奉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事准则，始终克勤克俭。他除了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兄弟子侄远离奢华。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严格要求，他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儿都继承了曾家俭朴、勤奋、好学、孝悌的优良家风，且绵延数代，直系子孙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
曾国藩始终坚信一条原则：“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是的，他看重子女的品行修养和治学态度远胜于他们的当官才能。清代理学大家太常寺卿唐鉴曾写过一副对联给曾国藩，联云：“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曾国藩对此甚为赞赏，觉得与自己的治家理念极为吻合，后在收入文集时略做改动，即成了我们熟知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一十六字被后人奉为圭臬，梁启超、梁漱溟、闻一多在律己或者教子时常做引用。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前辈人生经验和智慧的小结，亦是刻录在血液里的格言。它看似简单，但能够做到的没有几个人，至于那些做到的，最后都“有所成”了。
如果说曾国藩治家深受张英的影响，那么梁启超治家从曾国藩的家风中得益颇多，尤其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务实态度，梁启超最是喜欢。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史专家，梁启超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饱学之士，然而与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不同，在教育方面，他鲜少为儿女设置条条框框的规矩，而是将自己与子女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信任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旁人劝他不可放任太过，否则将来难以有所大成。梁启超潇洒地回答：“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寥寥数语，一个开明父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这种开明的家风贯穿于他与子女相伴的日常。当梁思成长到14岁时，梁启超想让他到山东的德国学校求学，但他却没有擅作主张，而是以一种商量的口气写信给妻子，云：“思成往青岛，彼愿否？”待到梁思庄要读大学了，选专业前征求他的建议，梁启超建议女儿报考生物学为主科的专业。但信寄出之后，他马上就后悔了，深恐自己的“建议”扰乱了女儿的治学之路，火速补寄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喜欢什么就报什么，别听老爹瞎咧咧”。后来，梁思庄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了一名图书馆专家。
当然，梁启超留给儿女的印象不只有开明，还有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他每与子女相伴，都会同他们讲民族英雄爱国的故事，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了得，人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精英”。九个子女七个留学海外，学有所成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回国报效，显然，这与梁启超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家风对于一个家族的意义就像细雨之于草木，润物无声，却能滋养草木，让其茁壮成长，家风亦然。梁启超用他的数百封家书，用他的言传身教，将爱国情怀与开明家风融入了梁家儿女的灵魂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大处，即是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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