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识程学启
晚清名臣曾国藩以有识人之明而名天下，他辨别人才的方式颇为奇特，“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清史稿》）时至今日，论及慧眼识人、知人善任者，往往也绕不开曾国藩。
但同治元年（1862）三月，在安庆这座代表着曾氏兄弟军事生涯重要转折点的城市，曾国藩却与百年难遇的将才程学启擦肩而过，在自己的识人业绩薄上书写了最为浓重的败笔。
程学启（1830—1864），谱名廷春，字方忠，桐城人。太平天国攻陷桐城后，英王陈玉成赏识他的勇略，派他协助叶芸来驻守安庆城。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在久围安庆不下的情况下，暗中派人进城劝降程学启，后由于消息泄漏，程学启乘夜率三百余人投降湘军。
程学启投降后，在湘军攻打安庆的战斗中屡立大功，其中攻克赤岗岭三垒的战役最为人所称道。咸丰十一年七月，湘军攻破了太平天国在安庆城外修筑的大部分据点和东门外月城，只有北门外集贤关赤岗岭三垒由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刘玱琳部驻守，湘军久攻不下。程学启临急受命，率士兵从炮眼跃入垒中，为湘军攻破了太平天国最坚固的城外据点，在安庆之役中立下了头功。
安庆之役后，程学启因功擢至游击将军，赏戴花翎。不久，他又跟随曾国荃在攻克无为、铜陵等城池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被擢升为参将。
曾国藩“生平好用忠实者流”，在他的用人理念中，忠诚是十分重要的考量标准。虽然程学启初投湘军即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但降将的身份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曾氏兄弟的猜忌。曾国荃以长濠包围安庆，曾将程学启营置于濠外，并在濠内以火炮炮口相对。对于程学启投降后提供的太平军方面相关情报，曾国藩也曾写信提醒曾国荃：“程学启报，不可尽信。”
湘军攻克安庆后，苏、沪官绅多次来安庆请师，由于曾国荃正准备围攻太平天国都城金陵，不愿东下，曾国藩于是派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江苏、上海，李鸿章向曾国藩商借程学启，后者不顾曾国荃反对，欣然应允。
曾国藩同意将程学启营调拨至淮军，与不喜改换门庭者必然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喜好相人之术的曾国藩并没有在程学启身上看到有十分过人之处。
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程学启带领开字营一千三百人乘坐外商轮船自安庆起程，先行开赴上海。
程学启到上海后，成为李鸿章最得力的战将，两年间力克青浦、太仓、昆山、苏州、嘉兴等十余座城池，他骁勇善战，在战斗中能够身先士卒，经常亲自点燃火炮，在四江口战役中，他胸部两次中弹，仍然裹好伤口继续作战。李鸿章屡次上奏朝廷为其请赏，清廷先后论功实授其“勃勇巴图鲁”称号，实授江西南赣镇总兵，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
同治三年（1864）二月十八日，在攻打嘉兴城时，程学启率先登城，不幸左额中弹，于三月初十日不治身亡，卒年仅36岁。清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号“忠烈”，并于安庆、苏州、嘉兴三地建立专祠，专祠楹联由桐城硕儒吴汝纶为李鸿章代拟：“坚城垂拔，壮士先摧，当时若失左右手；百战论功，一言决策，如公可谓文武才。”
程学启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足智多谋，经常以少击众，治军亦有纪律，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李鸿章曾在致友人的信札中写道：“自得吾友方忠，与论兵事，辄有进益。”直至程学启去世的三十多年后，李鸿章在遭遇甲午海战的惨败时，仍然叹息说：“程方忠若在，岂至是乎！”
见到程学启屡立战功，曾国藩后悔不迭，同治二年五月，他在一封给左宗棠的信中表达了悔意：“近年所见诸将，惟程镇学启谋勇俱优，去年拔赴上海时，我家沅弟坚不肯放，兄弟力争数日，强之东行。厥后程镇屡立奇功，舍弟虽深幸少荃振起一隅，有益全局，而亦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他放眼所属湘军诸将，竟然没有能与程学启相比者，“今之碌碌隶敝部者，庸则有之，尚则未也。”同时，他也因此对弟弟曾国荃怀有愧疚之意，程学启伤重而亡后不久，他致信曾国荃：“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惟拨去程学启一名将，有损于阿弟。然有损于家，有益于国，弟不必过郁，兄亦不必过悔。”
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曾国藩曾经两度试图调回程学启。
同治元年八月，李鸿章以程学启为精锐，率领淮军在连下数城后，又攻下了青浦城。而彼时曾国荃不听其兄劝阻，未等援军到达，即孤军深入南京城下，被赶来救援的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包围，情势十分危急。
情急之下，远在安庆城的曾国藩四处调兵试图救援，但他最想调来的还是程学启的开字营。在他看来，程学启营原先是以商借的名义调拨淮军的，而李鸿章又是自己大力保举的门生，飞调程学启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他希望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让曾国荃能够早日克复金陵，夺得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因此他在九月初八日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夸下海口：“程学启一军，吾必调之至金陵驻守”，“他事或办不到，此事必办得到”。
为了能成功调回程学启，曾国藩废尽了心机。同治元年八月至九月，他不断写信催促李鸿章派程学启回援金陵，要求李鸿章弃守青浦，“派程学启带其全军雇坐火轮船即至金陵大胜关登岸”，“无论上海攻剿如何吃紧，均须急速遣发前来”。为了进一步对李鸿章施加压力，他于九月初七日派自己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起程赴上海，命其当面向李鸿章传达飞调程学启的口信，又于九月十二日写信给自己的儿女亲家及挚交好友，时任苏松粮道的郭嵩焘，请他帮助催促李鸿章派程学启西行。
李鸿章在苏沪战场上能够依赖的将领主要是程学启，自然不肯放他西去。因此，他以程学启已经应英法等国要求，赴黄渡驻守，正在与太平军激战为由，拒绝了曾国藩的要求，仅答应派洋枪队统领白齐文支援金陵。
曾国藩大为不满，久久不能释怀，心中亦不免迁怒于程学启。他在奏呈朝廷的《安徽江西两省同治元年武职总兵密考清单》中，对程学启作出了“性颇好利，又涉矜骄”的评语。
从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的两篇日记即可看出，这样的评语是失于偏颇的。
郭嵩焘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十一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
“程方忠骁勇有纪律，每战更番徐进，屹如山立，连踏贼营廿余座，而于营内所有，无敢取者，始终严阵以俟，真可谓节制之师矣。”
“程方忠镇军谈及战阵方略，及论人才优劣，多可听者。其论鲍军门宁国战守事宜，尤有卓见。镇军刚厉有威严，淡于嗜欲，行军整肃，有古名将风，足为湘淮诸军之冠。”
同治二年（1863）十月，程学启又率部攻克了太平天国重镇苏州，立下“东南第一战功”，而此时的曾国荃仍在南京城下一筹莫展。曾国藩一面在信中安慰曾国荃，“余保少荃，弟让程镇，大有益于东南全局，可慰可慰！”一面又动了调回程学启的心思。他再次致信李鸿章，要求将程学启调回曾国荃麾下。李鸿章仍然以程学启正在嘉兴与敌对垒搪塞。
见自己的得意门生羽翼已丰，不听调遣，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忍不住写了一封措词颇为严厉的信，对李鸿章两次不愿调程学启赴援金陵表示不满，同时批评其不顾浙江巡抚左宗棠的感受远剿浙西，是“不分畛域”的行为，为的是“炫公之长，形彼之短”，指出“助剿浙西究系可缓之图，以程镇助攻金陵，则人情报施之常，亦阁下分内之事也。”他再次要求派程学启“酌带二三千人”支援金陵，帮助曾国荃完成“一篑之功”。
经历了同治元年飞调程学启的失败，曾国荃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对程学启颇为倚重，必不肯放其西来。因此，他多次写信劝曾国藩，“程学启一军拨来此间，少泉中丞愿否，不得而知也”，“不必谋之于少泉派程学启大军”，“即程学启不来，亦不甚要紧”。
面对老师这封言辞颇多指责的来信，李鸿章仍没有退让的意思，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致信曾国藩，指明曾国荃并无必调程军之意，同时提醒老师，程学启的开字营已非同治元年在安庆商借时可比，作为淮军中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开字营，此时已扩充至万人，“枪炮精整”，不宜拆散。
同年二月十八日，程学启在嘉兴攻城时受重伤，三月初十日不治身亡。曾国藩终究未能弥补“不识程学启”的失误。
安徽定远人方浚师在《蕉轩随录·记程总兵事》中对曾国藩以貌取人的相人之法予以了嘲讽，“学启之勇非李公善用之不足显，李公之功非善用学启与学启之感李公知、尽心为其用，亦不能底成。……浚师官总理衙门时，洋人持学启及戈登照像来视之，修眉方口，两颧微露，恂恂然中人资用，是知以貌取人之所失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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