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近现代书法艺术极简史 尊碑 变法 蛰伏 □王家葵（书法评论家、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1852年，有“晚清书法第一人”之誉的何绍基入蜀，为四川书法带来了全新风气，可谓是四川近代书法史的开端。
清初，受明末战乱影响，四川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极低，进士寥寥无几。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重建锦江书院；道咸之后，四川人口激增，社会经济恢复较快，文化也逐步兴盛；咸丰二年（1852），何绍基出任四川学政，整顿改革考试；光绪初年（1875），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创立尊经书院，扭转了蜀中陈腐的学术风气，也培植出了许多精英人才。
四川近现代书法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清初的四川书法，乏善可称；乾嘉时期，巴县龚晴皋（1750—1825）、遂宁张问陶（1764—1814），书名较显；咸丰二年，有“晚清书法第一人”之誉的何绍基入蜀，为四川书法带来了全新风气，可谓是四川近代书法史的开端。本文试将四川近现代书法史划分为三个时段，略作申说，管窥锥指，聊备一家之言。
尊碑
第一个时期
自1852年至1898年
何绍基（1799—1873）在入蜀以前，书名早已遍满天下。他在《猿叟自评》中自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何氏于咸丰二年到四川上任以后，“整顿试事，外极严而内处以宽，士皆畏悦”，作为主管一省科举教育的学政，对于当地士人的影响力极大。何氏入蜀，带来了尊碑的风气。他在蜀三年，求字者甚多，留下了许多墨迹。1985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何绍基留蜀墨迹》，收入行草和隶书作品一百二十余件。
元和顾复初（1800—1893），以州判仕蜀，入完颜祟实幕。何绍基督学蜀中时，曾邀其襄校试卷。后为吴棠、丁宝桢、刘秉璋幕僚。光绪中，顾氏被推为蜀中第一书家。
南溪包弼臣（1831—1917），自创一种将北碑与南帖熔为一炉的“包体”，对后来者如赵熙、颜楷、谢无量等人走上碑帖结合的书法之路影响甚巨。传说慈禧皇太后亦闻其书名，呼为“字妖”。
湘潭王闿运（1833—1916），曾入曾国藩幕，后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其书法初学欧体，后专攻北碑。时人评论：“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魏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宝玩也。”
南皮张之洞（1837—1909），虽不以书法闻名，但其在四川任学政时，刊行《书目答问》以教士子。书中把包世臣《艺舟双楫》列为学习书法的必读书，成了传播碑学的主要推手。
嘉鱼刘心源（1848—1915），先后任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毕生研究金石文字，书法尤以新体魏碑见长。
桐城方旭（1851—1936），清末督学四川，民国后隐于成都，为“五老七贤之”一。善书工画，书法从唐入手，上追二王，敦厚平和。
华阳顾印愚（1855—1913），为张之洞入室弟子，人称“斗方名士”。法在大令、登善、元章之间，信手挥洒，自然疏秀，汪辟疆评论说：“萧散多姿，可称能品。”
这一时期四川书法，虽有顾复初、方旭、顾印愚等以帖学为主要根基的书法家，但整个书坛风气的主流则是“尊碑”。
变法
第二个时期
自1898年至1949年
1898 年，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戊戌六君子，杨锐、刘光第皆是川产，岂偶然哉。四川书法在此阶段的关键词，也是“变法”二字。这里所说的“变法”，是指书法写作的方式——不再是“古法”，不再是传统的文人余事，而变得更为自觉，更加艺术。曾留学日本的李叔同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蜀中书家如赵熙、颜楷、谢无量、刘孟伉等，不一定有李叔同这样明确的书法艺术创作意识，但这个时期他们的书法写作，和何绍基、张之洞那一代人，的确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荣县赵熙（1867—1948），光绪十八年 (1892) 进士，光绪二十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戊戍政变”之先，赵熙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久已倾心于新政理想，与杨锐、刘光第交谊甚笃。赵熙的诗歌、辞章、书法，皆噪名于当时。他的书法由颜入手，中年得力于欧阳父子，晚岁更上溯六朝，浸淫于南北碑版中。北碑之《张猛龙》《董美人》，南碑之《爨龙颜》《瘗鹤铭》，均攻之甚力。转益多师，博涉多优。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
华阳颜楷（1877—1927），建威将军后裔，世代簪缨，十六岁入南学（京城贵族子弟学校），颇受翁同龢的器重。后又从王闿运学，1902年中举，1904年中进士，1905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辛亥鼎革之后，不问政事，一心佞佛，曾任四川佛教会副会长。其书法受翁同龢影响较大，名满蜀中。遗墨甚多，今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北面）犹存。
乐至谢无量（1884—1964），民国初期在孙中山大本营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1949年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在学术、诗文、书法方面都允为一代大家。其书法一度被称为“孩儿体”，继承了晋帖的气韵生动和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质朴自然，出以闲逸，而又骨健神清。
云阳刘孟伉（1894—1969），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川东游击队领导人。1959 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年学《郑文公碑》，而后用功既久且博并深得精髓的是欧、颜及汉碑。隶书苍劲深雅，凝重峻拔，其行草刚健雄浑，如铁铸玉成，皆显示其刚毅倔强的性格。
内江张大千（1899—1983），书法初师李瑞清和曾熙，自云：“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在李、曾的基础上，张大千转学多师，参以宋人黄庭坚的笔势，用笔跳荡灵动，神采清隽奇肆，形成了独具面目和个性的书体。
这一时期的四川书法名家还有中江王乃徵，书法长于北碑，辛亥革命后隐于申江鬻字。内江公孙长子，师法龙门二十品，以碑体、飞白及双钩名世。内江余燮阳，平生寝馈二王，早年习北碑，榜书凝重浑厚。荣县但懋辛，楷法平原，长于榜书。名山吴之英，好用浓墨，善于结字，书法结构奇异，别开生面。广安蒲伯英，各体兼善，尤长于行书。双流刘咸荥，行书墨腴笔健。巴县向楚，行书点画平实，意态轻松。华阳林思进，行笔洒脱，点画生动，不失雅意而自成面目。华阳余舒，深得唐碑精髓，工楷书和草书。华阳乔大壮，长于楷书，亦善篆刻。富顺郑诵先，所作章草，苍劲雄浑，气魄宏大。广汉冯灌父，初宗二王，后潜心苏米，苍劲挺拔。成都伍瘦梅，喜篆隶，篆书类秦诏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和后方城市成都，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书法的写作、展览、研究、交流，也颇为频繁。在抗战时期流寓巴蜀的著名书家有：于右任、沈尹默、马一浮、潘伯鹰、丰子恺、沈子善、谭延闿、游寿、祝嘉、徐悲鸿、吕凤子、胡小石、台静农，等等。他们流寓巴蜀时的作品，也是四川近现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一页。
自“戊戌变法”至1949年，半个世纪中，国事鱼烂，生灵涂炭。但“国家不幸诗家幸”，书法呈现出名家辈出、名作迭现的繁荣局面。
蛰伏
第三个时期
自1949年至1979年
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特别是十年“文革”，书法这门艺术形式，在狂飙猛进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只剩下刷标语、写大字报之类的作用。不过，“潜龙在渊”，书法家们也未尝一日忘情于书写。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箪食瓢饮，将生命寄托于书法。同时，在地下“蛰伏”状态中，向年轻一代传承书法等传统文化，灯灯相照，薪火不绝。
郫县余中英（1899—1983），早年曾任军政职务，上世纪五十年代始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书法绘画分别得赵熙、齐白石指授，晚年尤爱章草，每用废报纸临摹，运笔如飞，引以为乐。先后向他拜师学书者数十人，皆得其悉心教授。仁寿冯建吴（1910—1989），早岁赴上海求学于昌明艺专，为吴昌硕再传弟子，后返川教授书画。书法得吴派真传，以篆隶见长，熔铸北朝书风和汉碑汉简为一体，雄强刚健、磅礴朴茂。
荣昌陈子庄（1913—1976），自幼习画，早年在成都等地卖画，受齐白石、黄宾虹启发。中年生活坎坷，三餐难继，仍写字作画不辍。
这一时期的四川名家还有：双流刘东父、成都施孝长，皆擅长行书和小楷。成都王砥如，师法欧阳询，堪称精熟。江安黄稚荃，女中才子，行草遒劲秀美，喜作篆隶。成都丁季和，早年就职新闻界，其行草飘逸。成都徐无闻，研究文字学，尤长甲骨文，集中山王器铭文书法别开生面。
这些老先生的入室弟子们皆能传其所学。如何应辉传施孝长、陈滞冬传陈子庄、张景岳传余中英、谢季筠传丁季和等。1979年后，文化复苏，老先生们的书法重新焕发出艺术光彩。他们的弟子成为了当代四川乃至全国书法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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