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都桐城”品牌的创造者
口述者简介
杨怀志，1940年出生于桐城，桐城中学特级教师，曾任桐城市文联副主席兼作协主席。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明宫奇冤》（与陈所巨合著）、《大明刀侠传奇》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从事桐城派研究，著有《古文辞类纂评著》，点校出版《姚范集》、《方宗诚集》、《张英全书》、《张廷玉全集》、《桐旧集》等。
所巨已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的声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一个人静坐独处，捧读他的诗作，仿佛与他晤谈，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与他相交相知三十余年，且一起工作二十多年，志趣相投，无话不谈，情似兄弟。
劝他留在桐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桐中教书，原本不想写作，但对于文学的热爱是改变不了的。那时我住在桐城中学校园内，与所巨住所只有几十步之遥，每天我吃罢晚饭就去他家坐坐，谈诗论文，他把自己刚写好的新诗给我看，我是他诗作的第一个读者。我特别欣赏他的第一部诗集《乡村诗草》里的许多篇章，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有一股浓烈的生活气息，读了令人心醉，我惊叹他的诗才，我常常在心里说：“我遇到了真正的诗人了！”对我的赞许，他听了笑笑而已，但他鼓励我写作。我总是摇摇头，并没有向他讲我不想写的真正原因。
但我终于经不住他的鼓励，又拿起笔了，但我不写诗，而是试着写短篇小说，我把拙作寄往《振风》杂志，竟然发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所巨关心桐城文学的发展，尽管这时他已在《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诗作，已在诗坛崭露头角，文誉日隆，但他并不满足。振兴桐城文学，靠他一个人不行。于是他向县委提议成立桐城文联。当时桐城县委书记桂性达同志采纳了所巨的意见，成立了桐城文联。本来他应该去文联任主席，然而他时任文化局副局长，一时不得分身，县委组织部让我去文联任兼职副主席。从此，我与所巨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所以文联的工作，我常常向他请教，而他总是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两年后，他来文联任主席，我在他的领导下，配合他工作，十分默契。所以说，今日桐城文学之繁荣乃至我坚持不懈地在舌耕之余仍笔耕，都得益于所巨！
所巨热爱故乡桐城，他爱桐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在许多诗篇特别是散文中，抒发了自己对故乡的热爱感情。他曾向我吐露过自己的心事：他想离开桐城。他说江西省作协想他去，到宜春市出任文联主席。这发展的空间当然比桐城要大，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才能的施展。他说自己举棋不定，内心矛盾。弦外之音，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知道他内心矛盾的原因，他太爱桐城了！他常言桐城是桐城派的故乡，是一块文学沃土，在明清两朝是文化大县、文化强县，“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永远回响在他的耳畔，他为自己是一个桐城人而感到自豪！我太了解他了，他对故乡桐城的那份热爱之情怎么能割舍呢？我说：你不能走，桐城需要你，桐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离不了你！你若离开桐城会后悔一辈子，苦恼一辈子！我坚定的表态，似乎坚定了他不走的决心。
让“文都桐城”美名远扬
所巨没有辜负桐城人民对他的厚爱，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桐城的山水名胜写下了一篇篇华章，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要拍一部反映桐城文化的专题片。稿子由所巨执笔写的，《文都桐城行》这个题目也是他取的。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同志对文稿大加赞赏，说行文流畅，解说词优美，特别对题目连声称好。从此“文都”成了桐城的代名词，桐城也以“文都”美誉走向全国，传播海外，后来他又以“文都”为题写了多篇散文，发表在全国多家知名刊物上。他的最后一部散文集也以《文都墨痕》见之于世。试想，如果他不是对故乡怀有深情真爱，能为故乡取这么好的美名吗？可以说，所巨是“文都桐城”品牌的创造者。
为更多宣传桐城，提高桐城知名度，所巨曾多次对我说，桐城文学唯一缺项就是电影，虽然《文都桐城行》上了央视，但不足以反映桐城的丰厚人文历史，他要把“父子宰相”搬上银幕。此事不易，但我知道，他决心已下，必将付之于行动！当他埋头潜心撰写《父子宰相》剧本时，身体已感不适，他曾来我家，向我讲过，我劝他休息，从长计议，他说找了中医看了，吃了药，胃痛缓解，他要坚持把剧本写完。剧本初稿写完了，他终于支撑不住了，倒下了！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桐城文学事业，献给了故乡桐城！千古文章不尽才，英年早逝，这是桐城人民的巨大损失！
合作创作小说
我和所巨的私交是道不尽，写不完的。他每出一本新书就送一本给我，而且总写上“怀志大兄、仁兄”字样，他还送给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书，他还特别买了一套精装《莎士比亚戏剧集》给我。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明宫奇冤》情节曲折，可读性强，但语言不行，出版社退回要我修改，我自知无能为力，便请他帮忙，他慨然答应，他重新润色一遍，顺利出版。
尤其使我时时想起的，是和他一道去外地旅游的日子。记得1983年暑假，时任文化局长的张云高同志，为了鼓励我和所巨同志搞文学创作，特批了450元钱，让我俩外出开开眼界，我们先后跑了南京、苏州、无锡、上海、杭州、济南、青岛，直到北京，共21天，因为我们所经城市大都住在学生那里，省了一大笔开支。他说：“当老师真好，我真羡慕你！”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拜访文友，而我则由学生陪同逛景点，访名胜。晚上回来，他多半醉态可掬，对此，我很有意见，他说：“难得与朋友相见，喝到兴头上，只得舍命陪君子！”我说：“没命了，怎么陪君子！”他是性情中人，好客热情，从不让朋友扫兴。他说：“你不喝酒，不知酒的魅力！文从烟中出，诗从酒中来，我不喝酒，能写诗吗？”我听了无言以对。
在北京，他提出要拜望乡前辈朱光潜和舒芜两先生，我欣然同意。临近开学了，我要回来了，他说：“还结余90元，给你一半。”我说：“哪有拿公款装进自己腰包里的道理？”他坚持要给我返程车票，我说学生已给我买好了。于是他去内蒙古、宁夏、新疆，半个月后，他回桐城，又黑又瘦，简直变了一人，然而高兴得很，跟我大谈内蒙古大草原，宁夏大沙漠，新疆烧烤羊肉，他一言一辞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他渴望自己足迹烙印在祖国每一寸的土地上，希望用自己的笔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然而命运不济，他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所幸的是，他的著作，由其子女陈汐、陈琪及弟子白梦整理出版，仅此，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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