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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硕儒的文字冤情

安庆晚报 2013-08-18 16:26 大字

[摘要]汪忠民

 

说起清代的文字狱,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曾经是桐城人心中永远的痛,戴氏族人百年间都避讳这个话题。毕竟,《南山集》中,有对前朝年号的使用等等让清朝头疼的字眼。几十年后,还是桐城,又有一位硕儒,仅仅因为刊刻了一本吕留良的古文集,再次陷入文字狱案,被牵连致死。

这个冤死的硕儒叫孙学颜,字用克,一字尔尧,号周冕,又号舫山,桐城北乡大关人,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少年时即专好理学,曾筑华农精舍于麻山,读书、讲学于其中。孙学颜一生,不应科举,以四方游历、讲学授徒为业,中年后往来于金陵、湖湘之间,广泛结交同志,与湖南的车鼎丰、车鼎贲,浙江的严鸿逵、沈在宽,来往密切。严鸿逵是清初浙江名儒吕留良的门生,沈在宽师从严氏,孙学颜得闻吕留良思想学问,服膺称善,以为是儒学的正宗。湖南车氏兄弟也是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曾刻印吕氏讲义,广泛传播,其同好者遍布东南各省。孙学颜从车氏兄弟编定吕留良著作得到鼓舞启发,决定继续编订阐发吕氏古文,借此来宣传他的理学探索。康熙五十九年(1720),学颜在金陵刻印《晚村古文》二卷,自为编次并作序。

孙学颜对理学的阐发,首先是“立志”,其次是反对“阳儒阴释”之徒,借孔孟之说来“惑世诬民”。他在遗著《麻山遗集》中明确提出反对科举的思想,认为科举是靠“功名利禄”来满足个人私欲,故其一生,不事科举,也不求仕进,编订吕氏古文的初衷,是希望后来学者将孔孟程朱之学作为“立身”和“求道”之源,远离利禄功名的追逐。

雍正六年九月底,吕留良的私淑弟子、湖南人曾静派遣其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举兵反清。岳钟琪不敢响应,反将张熙拷打审问,在酷刑之下,张熙交代了所谓的“同谋”们,其中有“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的名字。岳钟琪十月二日给雍正上密折,在“孙克用”名字下用小字注:“系江南淮安府人,据称曾在车鼎丰家相会。”十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给江南总督范时绎下达一道密旨,搜捕和讯问在其辖内的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十一月二日前后,车鼎丰、车鼎贲先后被捕。据车氏兄弟交代,他们家从前请过一位先生,“姓孙,号用克,名字学颜,系桐城县人。”其人早已辞去,听说近来在淮安授馆。上年八月,曾来给母亲祝寿,今秋由淮安回桐城,路过江宁时还来拜访过一次,此外再没有听说过其他淮安孙姓之人。范时绎立即派出两路人马,一路去淮安任家查问行踪,一路直奔桐城缉拿。十一月八日,孙学颜由桐城押到江宁。当时先生正患痢疾,身体虚弱。范时绎和江苏按察使董永在验明先生患病属实情况下,仍然进行了严厉审问。

考虑到孙学颜系重病在身,不能承受酷刑,只能“刑示讯”,在没有新的口供之前,范时绎暂时将先生羁押收监。十一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范时绎汇报说,“唯孙克用一犯,虽讯据已获之孙用克,即与姓名字样上下相同、事迹相类(者),是否竟系此人,未敢遽信,臣仍密督地方官上紧缉拿,并专差干员暗加察访,如果真有其人,获到之日,臣谨具奏……”雍正的批示说,已派钦差去湖南,“凡有干系两江人犯咨文一到,可作速缜密料理,莫令兔脱生事。”因此先生在江宁狱中度过了近两个月,直到次年正月末,才被移送湖南长沙集中会审。

湖南方面,雍正在十月十一日已派出钦差觉罗海兰到长沙,协助巡抚王国栋审案。十一月三日,又派出刑部左侍郎兼吏部尚书杭奕禄来长沙,与海兰、王国栋一起会审。湖南的搜捕工作在十一月底已全部结束,“逆首”曾静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永兴县蒲潭村的家中被捕,随即押往长沙讯问。

根据曾静供称,他是永兴县的一名被革除功名的生员,喜好研究程朱理学,崇拜吕留良的学问。前一年徒弟张熙到浙江去访求吕氏著作,得知“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指上书策反岳钟琪),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又细检各犯人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张熙的父亲)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都是奉旨查拿要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曾静说:“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王国栋、海兰奏称“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

雍正七年正月初,皇帝批准了江南总督范时绎的奏报,将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移送长沙,交由杭奕禄等人会审。雍正七年正月底,孙学颜等人到达长沙。先生仍在病中,尚未痊愈。

长沙会审开始后,提讯了曾静和从西安解到的张熙等人,张熙供称“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吕留良第九个儿子),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

又提审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

会审结束后,一干“人犯”遵旨解往北京。雍正七年夏初抵京,全部人犯交由刑部收监安置。此后是长达数年的繁琐审讯,雍正亲自过问此案,并由各部重臣组成审讯班子,案件也由当初的“投书案”逐渐演变成追查传播“吕留良逆书”和“吕氏遗党谋反案”,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等人成了主犯,孙学颜因为刊刻了吕留良的文集,并和他们有一定的交往和关联,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雍正十年十二月,皇帝下达了对此案的最后判决,严鸿逵(已死)戮尸枭示,沈在宽凌迟处死。““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依最后的判决,孙学颜的罪名是因与严赓臣、沈在宽等吕氏门徒“阴相援结”,其中并未提及刊刻《晚村古文》,然而实际上获罪因此而生。先生遇害在雍正十二年(甲寅)十一月。好友方柱川先生料理了先生的后事。

孙学颜去世以后,“家中藏书悉化为烟灰”。方宗诚在《编订麻山遗集叙》中说:“咸丰中,桐城陷于贼,萧生敬孚于人家残帙中得先生遗文,以示余,中有西台文数篇,似先生在难时手稿。”萧穆对于这次意外的收获,也有详细记述。他们甚至发现了孙学颜的遗诗,后来编成三卷《麻山遗诗》。笔者从桐城市图书馆查阅了这三卷遗诗(民国十八年秋安庆东方印书馆刊刻)。其中部分诗文确有“异意”,如《黄河清》:“白日冷如冰,妖星大如斗。借问北来人,黄河果清否。河清君莫疑,其名曰福水。办矢射天狼,明年戊申矣。”《华农耕舍》:“曝日南檐背也温,妖枪未扫献何人。”这些诗是否为先生原作,尚有待考证(孙氏后代曾以此作为他反清的证明)。

孙学颜当清代中期,为隐士,为硕儒,律身自好,不意竟遭文字之祸,马其昶说:“明东林君子以讲学构祸,无足怪矣;悲夫,先生乃生于昌明之时,而独不幸也。”文字狱给后代文人造成的心灵创伤,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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