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户口”买来一堆烦恼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一场“卖户口”风潮席卷全国。据统计，仅1994年上半年，全国就有17个
省约300多万人购买了城镇户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跳农门”。然而时过境迁，他们却尴尬地发现——
二十年前，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一个城镇户口，意味着在票证供应、企业招工、子女上学，甚至是娶媳妇嫁姑娘等方面，都要比农村户口“风光”许多。如今，“非农业户口”的光环早已散去，记者采访中发现，当初一些花钱买户口的人，现在却“赔了夫人又折兵”，增添了一堆烦恼。
一烦：
城里福利没享到
农村优惠不能享
“当初全国各地都在卖户口，一方面是国家对户口指标不再卡得那么死，另一方面，城镇发展也需要资金。”全椒县一位知情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1993年卖户口，该县大约筹集了三千万元资金。那时，安徽省各地卖户口所得款项大多被用于支持工业企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一些乡镇企业也分得了一杯羹。
“既然我们为城镇发展作了贡献，那为什么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多给我们一些人文关怀吧！ ”桐城市一位当年买了户口，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者呼吁。他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一场买卖户口的风潮席卷桐城。当时的桐城县设立了“发展经济基金会”专户，按每人1.5万元的标准“卖”商品粮户口。一些人托亲拜友、花巨资将自己的农村户口“买”为商品粮户口，梦想改变人生。在当时，商品粮户口让多少人望眼欲穿呀！然而不久后国家户口政策放开，商品粮户口一文不值。这些买户口的，有一部分是靠借钱，还有的以前是农村的富裕户，他们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无法享受一系列惠农政策。其中一些人成为城镇居民后，没有正式的单位依靠，与有单位的人相比，他们买社保的钱要缴得更多，哪里能买得起呢？
当年的“卖户口”从形式上消除了城乡户籍的差别，但“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后，实际上的壁垒依然存在。一些名义上是市民的“事实农民”处境变得十分尴尬：由于他们并没有在城市中谋生的技能，并且在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丧失了原先的福利，生活反不如在农村；而农民则在土地使用、宅基地审批等方面享有优于非农户口的利益，特别是近年来在土地开发、惠农补贴上可以获得收益，让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羡慕农村人。这批买了户口的人，直到连农民的待遇都不能享受的时候，才如梦方醒般有了 “上当”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也是多年前政策的实际受害者。 ”桐城市的这位读者说。 “在计划生育上，我们也‘吃亏\’了。按照目前的政策，我们虽然住在农村，却和城里人一样，只能生一个；而没买户口的如果第一胎是女孩，还能生一个。 ”
二烦：
城镇户口有了
征地补偿没了
滁州市琅琊区北门办事处夏岗村的夏永是1994年买的城镇户口。 “花了3200元，当时对我家来说，不算是小数目。因为之前我哥通过 ‘农转非\’进厂当了正式工，工资、住房、医疗待遇立马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城镇户口，他就只能当临时工。 ”夏永告诉记者，为了以后招工方便，父亲咬牙为他买了一个“非农户口”，当时他才16岁。
四年后，夏永高中毕业进了附近一家国营加工厂上班。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许多国有企业逐渐改制。在他上班不久，大多数企业都变为民营企业，招工也不像以前那样受户口限制，不管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只要有技术都能来上班，工资待遇也大体一样。对于夏永和他的哥哥来说，城镇户口的“优势”不在了。
不仅优势不在了，烦恼也接踵而来。随着安徽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被征地农民纳入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未被征地的“纯农民”也被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那些当初买了小城镇户口但又未得到就业安置，或就业后不久又因企业改制而失业的人员，却享受不到保障。尤其让人费解的是，当时买户口，许多地方要求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优先，一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居民还轮不上。当初因超生而未能“农转非”的，如今却因被征地农民保障、新农合、新农保等制度的建立健全反而受益。因为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根据附着在该地块上的人口来计算的，其家庭农村户籍人口越多，则保障份额也越多。
就在夏永“农转非”后，夏岗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夏永兄弟尽管住在本村，却因为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而丧失了土地承包权。 “当时要不要地对我家来说无所谓，我和哥哥都是要去城里工厂上班的，况且，种地一年还要缴一百七八十块钱的农业税，根本挣不到钱。 ”但时隔不久，让夏永后悔的事情发生了。滁州市为了修建外环路进行征地，夏勇兄弟所在的村集体土地被征用。 “征地补偿款按人头分，村里每人分到了13400元。只可惜，没有我们的！ ”夏永说起这事，惋惜不已。如今，尽管自己靠着一手技术，工作不愁，但看着周边的邻居们种田不缴税、还能享补贴、年底村集体再分些小红利的日子，夏永不免有些失落。
三烦：
城里房子不能用
村里房子不让建
其实，夏永还算幸运，至少他靠着买来的户口曾经享受了一段时间正式工待遇，也一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全椒县襄河镇的高杰当年买了户口，却称自己一直是个 “四不像”。 1988年、1993年，和全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全椒县经过两次大规模的 “卖户口”风潮，一万多人分别以四千元到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办理了 “农转非”，高杰就是其中之一。
“1991年我就在一个生产金属制品的集体企业上班了，同时进厂的，城镇户口可以转成正式工，我是农业户口，只能当临时工。当时，只有通过上大学、招干、入伍提干的办法才能转成城镇户口。 1993年，县里出台政策，六千元可以买一个城镇户口，于是父母便给我买了一个，还在县城买了两间平房，户口就落在那里，但几年后我们厂子就倒了。 ”高杰说，城镇户口并没给自己带来实惠。
后来，小高去了南方打工，学了些冲压技术，回到家乡买了台冲压机，就放在县城的两间平房里替人加工模具。可机器噪音大，时间长了，周围邻居不同意。于是回到老家的村子里想盖几间房子，既能住，又能当厂房，但村委会不同意：“你已经是城镇居民，户口不在本村，不能在村里建房，只能租房。 ”
“眼看着村里人都有自己的宅基地，能搭几间简易房搞搞副业，生活也能稳定下来。为什么我却是个 ‘四不像\’，城里不让留，村里不许回，落得到处流浪？ ”高杰心中更多的是愤懑。
专家：
化解怨气政府应有所作为
记者在网上进行搜索后发现，有关当年自费“农转非”问题的讨论几乎遍及各个地域论坛，一些当初买户口者还将自己这些年的境遇写出来，认为政府骗了他们。
买户口买来了烦恼，买出了怨气。如何看待当初买户口这件事？ “理智地看，对于当初买户口的人来说，现在不是发泄怨气的时候；有人说政府故意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卖户口让农民‘上当\’也有失公允。据我所知，当时最早、最多买户口的大多是市县领导的亲友，当时的城镇户口的确是与待遇挂钩的。 ”当年一位办理过“农转非”的退休干部这样认为。
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主任张谋贵分析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户口不仅标明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是一种身份象征，包含了生活供应、就业资格、社会保障等物质利益和社会优越感。而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条件主要受个人的职业能力、收入水平等影响，户口的作用越来越限于居住地证明，在与户口相挂钩的就业、福利、住房、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城乡差别越来越小。特别是近几年，不少地方农民因为惠农政策、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拆迁、计划生育政策等，生活幸福感甚至超过城里人。当初花了高价转户口的难免心理上会产生落差。不巧的是，“买户口”高峰期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因此，真正从中受益的人很少。
张谋贵认为，如何化解这一特殊群体的失落感和怨气，弥补以往政策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有关部门可以有所作为。而解决其中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出路问题最关键。
本报记者 夏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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