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国立安徽大学 张 庆 文/图
2018年岁末，安庆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陈东转发了一条公众号，鼓动大家参与学生会会徽征集作品的评选。入围的26幅设计稿，分电子版和手写版，风格各异，其中不乏匠心独运之作。
我对安庆师范大学的关注由来已久，因为我外公张国范在1947到1949年，是安庆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安徽大学——的国术教师。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翻开故纸堆，找出一份1948年国立安徽大学毕业纪念章的彩色图案（见左下图）。图案呈圆形，区隔于三角形的国立安徽大学校徽。两组相交成十字的直线，将圆形非对称分割。“国立安大”是同学们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四个字选用铁线篆体，横列在右上角。右下的“37”，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的缩写，黑体的“2”字，则标志是国立安徽大学的第二个毕业季。两组数字的下方，顶立着一朵雪白的莲花，寓意着学校坐落在八百里菱湖之滨，期许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像菱湖里的莲花一样，品行高洁、濯泥不染。竖排的“毕业纪念”四个字，如同校园的围墙，这边是象牙塔，那边则是无限的延长线，象征着宽广的人生道路。
1948年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是陶因。1929年6月，王星拱执掌省立安徽大学时，陶因即为法学院院长兼教务长。后来王星拱辞职，出任武汉大学副校长，陶因也随之而去，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39年夏，省立安徽大学停办。1946年1月,教育部成立了恢复安徽大学筹委会，聘朱光潜担任主任委员，陶因为委员兼秘书。后来朱光潜一再恳辞，改由陶因代理主任委员。经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力荐，9月30日，陶因由武汉大学教务长，受命为国立安徽大学的首任校长。
1948年，国立安徽大学的师资力量极为“强悍”，汤璪真为教务长，谢汝镇为训导长，胡子穆为总务长，胡稼胎为文学院长，雷瀚为理学院长，潘怀素为法学院长，齐坚如为农学院长。文学系主任潘重规，外语系主任郑启愚，历史系主任汪治荪，哲学教育系主任刘乃敬，法律系主任吴学义，经济系主任昂觉民，化学系主任曹自晏，农艺系主任沈寿铨，森林系主任吴清泉，园艺系主任杨著诚，数学系主任由汤璪真兼任，政治系主任由潘怀素兼任，物理系主任由雷瀚兼任。他们大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为一时之俊彦。譬如农学院长齐坚如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森林学博士；法学院长潘怀素，早年留学日本，后在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郭沫若、成仿吾一起创立了“创造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校长陶因，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再获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学界有“南陶北马”（马寅初）之说。
1948年的国立安徽大学有教授74位，副教授28位，讲师45位。除了泰斗级的腕儿，也不乏皖江地域的翘楚。譬如总务长胡子穆，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系，1928年执掌家族企业胡玉美酱园。1934年他出任省立安徽大学事务长时，主持兴建了安徽大学标志性建筑——红楼，是一位安庆人耳熟能详的“实业教授”。历史系教授赵曾俦，是太湖状元赵文楷的曾孙，负笈东瀛，后入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担任过佛教领袖太虚法师的翻译。
和我外公友善的，有兼职教授乌以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一代宗师马一浮的弟子，出任过安庆一中、潜山景忠中学校长，是天柱山的第一代开创者；有外语系讲师陈遐年，是陈独秀长兄陈孟年之子，《青年杂志》上连载的屠格列夫小说“春潮”“初恋”，就是陈遐年的译作；还有一位是图书馆员葛康衮，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后，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其外公是民国初年安徽省教育厅长邓绳候，其父葛温仲和陈独秀、王星拱同为北大教授，1929年初，王星拱执掌省立安徽大学，聘葛康衮为图书馆编目。
葛康衮有个弟弟叫葛康俞，早年在杭州国立艺专读书时，结识了灵隐寺的懒悟法师、净慈寺的若瓢法师，还有杭州富商之子唐云，他们因画结缘，成了莫逆之交。1946年抗战胜利，葛康俞携外甥吴孟明从四川江津归里，邂逅了住锡安庆迎江寺的懒悟法师并介绍给了兄长葛康衮，再由葛康衮，乌以风、陈遐年、张国范和懒悟法师结成了方外交。安庆迎江寺和懒悟艺术馆里就藏有他们当年互酬的书画作品。其中陈遐年祖上陈昔凡的一箑未竟山水扇面，由懒悟法师设色补就浑然天成，成为安庆艺界的一件美谈。1948年，葛康俞由国立安徽大学调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20岁的吴孟明，受舅舅葛康衮的影响，考入了国立安徽大学外语系。
1948年国立安徽大学在校学生1234名，应届毕业生218人,其中文学院66人，法学院117人，理学院15人，农学院20人。而女生占比不到10%，只有17人。搞笑的是，外国文学系和历史系居然是清一色的“光头”。虽然“僧多粥少”，还是有人抱得美人归。涡阳籍哲学教育系三年级的马大道，和蒙城籍物理系三年级的丁静贞，相恋1948，后来喜结连理，成了白头偕老的教授夫妻。
1948年国立安徽大学毕业生，为了存“雪泥鸿爪”，推选胡士英等十九名同学，成立了三十七级毕业同学会，通过总务组、联络组、编辑组的分工合作，一册设计精美的《国立安徽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刊》，匝月而就。
前文提及的纪念章作为“级魂与级徽”刊于卷首。陶因校长为这届出而应世的毕业生，题以“卓然不为流俗所移”的寄语。接着是老校长王星拱的题词：“敬业乐群。”（见右上图）一直没有到任的筹委会主任朱光潜，在北京给家乡的学子，也寄来了题字：“诸君行将毕业矣，回顾四年所学，足以济世救民乎。国事至此，人人皆有一份责任。尚望努力，共图挽救世艰。”安徽大学的首倡者、时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的许世英，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陈立夫，曾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也为纪念册题了字。
纪念册为208篇毕业论文（含合作、合译）做了目录，在“我们的处女作”栏目刊出。像《列强侵华史概要》《美国总统之权力》《契约思想变迁史》《中国所得税之评议》《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略论》这样的老调，至今依然在弹。而我则偏好《桐城古文派之研究》这一类的论文。
毕业通信录是必不可少的，有趣的是，编者把这一栏目冠以“何处是他家”。而全体毕业生率性的手写签名，更以拉页的方式展现，在装帧中算是创意十足。
在“生活剪影”栏目，我们见到了70年后，亦庄亦谐的校园生活。有课堂上针锋相对的模拟答辩，也有自治会竞选团的广场演讲；有学不厌教不倦的实验室，也有飞星捉月兵临城下的操场；有阅报室里的孜孜以读，也有寝室旮旯的喃喃情话；有抗战胜利的游行街景，也有旗袍秀的招摇过市。
最后，是以“戏”为题的六张照片。有剧照也有宣传海报。主角也好，跑龙套也好，都是这一届毕业生。原来，这本纪念册既无官方背景，仅是为了“此日携归，幸珍藏于篚箧；他年披历，忆旧雨于辟雍”；这本纪念册也无校方赞助，是平剧社、话剧社、国乐社三个学生社团，通过义演筹募基金刊印而成。
70年后，安庆师范大学学生会会徽的征选，不靠领导拍板，不靠权威首肯，而采用网络投票的方式，把决定权交给学生自己，也不失对当年陶因校长“卓然不为流俗所移”的一种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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